劉夢溪：重建中華文化的信仰之維(3)

　　把國學的主要內涵視為“六經”，就可以和一般民眾發生關聯，就可以跟國民教育結合起來。所以我主張在小學，中學，大學的一、二年級開設國學課，以“六經”的選讀為主要教材�！傲�經”的文本當然很難讀，佶屈聱牙，怎么辦？先從《論語》和《孟子》開始�？鬃雍兔献又v的義理就是“六經”的義理。我稱《論語》、《孟子》是“六經”的通俗讀本，從《論語》、《孟子》入手，就化難為易了。開始我主張在小學設國學課，香港中文大學的金耀基先生看了我的書，說你提出了重大的問題，你這個想法是試圖在現代的知識教育之外補充上價值教育。但是他說，何必只是小學？中學和大學也許更重要。我接受了金先生的建議，此后的文章便主張小學，中學，大學一、二年級都應該開國學課。小學以《論語》和《孟子》為主，中學可以加入“六經”的選讀，高中和大學一、二年級，還應加上文言文寫作練習。

　　這樣的設想可以重建中國教育的“傳道”的內容，中國傳統教育歷來把“傳道”放在第一位，韓愈《師說》講：“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薄皞鞯馈本褪莾r值教育。我的研究就是想把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理念融注在現代教育當中，循序漸進，潛移默化，最終使“六藝之道”成為中華兒女的文化識別符號。當然還需要有域外的價值理念和我們的經典價值理念的互闡互動，所以馬一浮說“六藝之學”不是閉塞的，是活潑潑的，有生命力的。如果教育部門如果能接受我的這個建議，對國家是大好事。

　　記者：您講的“自性的莊嚴”和新儒家講的“內圣外王”有沒有學理上的聯系？

　　劉夢溪：我沒有采用新儒家的論述�！皟仁ネ馔酢笔切氯寮业恼撌�。我講的“自性的莊嚴”，是每一個人本有的，與生俱來的，并不是要做“圣”，而是要做人。是人之為人應該具備的品格，應該具備的信仰。人的自性長期泯沒，蒙塵已久，沒有被點醒。用什么點醒？用“六經”，用“六經”的義理把人的自性提撕起來，啟悟開導，達到自性的理性自覺。這個過程是不是很難？不一定。陳寅恪研究佛道，但并不信仰佛道，但他顯然是保持“自性莊嚴”的典范。我在京原來的住所，和我對門是一位老工人，來自農家，他的內人是來自農家的不識一字的家庭婦女，比鄰多年，我這邊進出的客人多一些，門開門閉，從未見他們往我們房間里看過一眼。但遇到我們不在家，稍有動靜，他們會立即出來問明情況。這是普通人的“自性莊嚴”。我們的文化中原本就有此義，只不過是后來丟失了而已。

　　所以，我關注的是所有中國人面臨的精神困擾的問題，包括國家與社會的精神建構問題，也就是馬一浮、熊十力講的立國和做人的根本依據問題。

　　九、中外價值理念的互闡

　　記者：您講到“敬”，講到“自性的莊嚴”的時候，我想到西方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也是要恢復人的個性、理性，其實也都是在尋找人的尊嚴。

　　劉夢溪：您講的很對，如果作為參證，康德那里就可以看到類似的理念�？档抡f，道德理性具有絕對價值。我講的敬、誠、信，都是絕對價值，具有永恒性，任何時候都不會過時。不能說到哪個時代，到某一個地方，就不需要敬、誠、信了。你得承認人類社會有公認的基本價值，不能由于講文化特色，特色到我們什么都跟別人不一樣，這將使中國走入死胡同。我在兩岸人文對話論壇上的發言是“將無同”，主張人類未來將走向文化融合。人在基本的方面是相同的，所以溝通起來沒有太大的問題，不同的是方式，也就是“化跡”的不同，文化的價值完全可以溝通互闡。我講的“敬”可以和西方的信仰互闡。我講“和”的理念，講張載“哲學四句教”的“仇必和而解”，是希望不同文化在互相闡釋中建立彼此的了解，走向化解、和解�！昂投�解”，而不是“斗而亡”，這是我的基本思想。

　　記者：和您所提及的這些文化大師相比，您所在的現實境遇和他們迥異，支配您重新回到經典，回到源頭，回到基本義理，凝煉這些價值理念的動機和他們有什么不同嗎？

　　劉夢溪：既一樣，又有不一樣。中國歷史上一些重要的思想家，他們的思想源頭都離不開“六經”，直到清代還是如此。20世紀大師被稱為“三圣”的梁漱溟、馬一浮和熊十力，和“六經”是息息相通的，我能夠理解并認同他們的觀念。

　　不同的是，我有深切的現實感受，主要是當下的價值流失和價值紊亂。經典的價值流失之后，德范就不存在了。佛教、道教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人的內在莊嚴失去了，自性泯滅了，沒有敬畏，無所不為，無所不取，這多危險。還有一點，我研究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知道這個歷史流變的過程，痛感晚清到民國以來文化傳統的流失與斷層，這跟“五四”以來不斷反傳統，跟傳統“徹底決裂”，從激進到激進，不無關系。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開始研究思想學術史，就關注文化傳統的流失與重建的問題。用什么重建？怎樣重建？我現在找到了我長期探索追尋的東西了。

　　記者：您被稱為國學研究的著名學者，但我也注意到，您在很多場合都講，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也很重要，我覺得這并非謙虛，而是您內心的真實認知。

　　劉夢溪：是這樣的。我不是文化決定論者。文化不決定什么。我不太贊成把國學炒得太熱，國學不需要太熱。這個世界上有比國學更重要的事情，社會科學不是國學，但在現代社會非常重要�？茖W技術不是國學，重要性不必說了。自然科學也不是國學，那是多么重要啊。把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國學上來，不一定是好現象。眼光、心胸應該擴大，要看到整個世界。全世界各國的學問都有價值，都很重要，都是那個民族思想和文化的結晶，都是我們應該學習、研究甚至參照的對象。所以，國學熱有某種風險，如果理解得不好，推揚得不得體，也可以走向自我封閉主義，我們是有前車之鑒的。世界之大，學問必須是開放的，思想也必須是開放的，文化更應該是開放的。

　　十、為學不專主一家

　　記者：有了這樣一段波瀾壯闊的學術和思想的經歷，回過頭來您怎樣看文學？李澤厚先生近年來提出一個“情本體”的概念來理解中國哲學精神，您有怎樣的繹解？

　　劉夢溪：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在思想學術史里面徜徉時間長了，有所心得以后，覺得文學是歷史和哲思的重要補充。文學的根底使我對學術研究更富有想象力，也使我有還算不錯的文筆。更重要的是，在中國學術背景下，文、史是合一的，義理、考據、辭章是學問的互成結構，文學就是辭章，文學也離不開義理。中國古代的文學家，本身就是文史合一的，很少有絕對的單純的文學家。

　　李澤厚先生是我的好友，他主張“情本體”，其實我也是這樣的主張，而且我的人格現實是和“情本體”合一的。理性的東西不容易給你以幸福感，它使你頭腦澄明，但是真正的幸福感在情，煩惱也在情。我是很性情的人(我講的是底子)，個體生命有一種天生的自由感，不喜歡拘束，不執于一端。我推崇“六經”，并不意味著我是儒家的信徒。所有的思想，都是我的資源。老莊的思想也很了不起，我也喜歡，但我不是道家。佛教我更喜歡，每臨寺廟，都有大歡喜，但我不是佛教徒，情未了，俗未斷。我為學不專主一家，喜歡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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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夢溪，1941年生，著名文化、歷史學者�，F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近年著述有《學術思想與人物》(2004年)、《紅樓夢與百年中國》(2005年)、《中國現代學術要略》(2008年)、《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2012年)、《陳寶箴和湖南新政》(2012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