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被忽略的大師(王干)

　　我們一直呼喚大師，也一直感嘆大師的缺席。但有時我們常常容易忽略大師的存在，尤其是大師在我們身邊的時候，我們會選擇性地色盲。著名文學評論家王干認為汪曾祺就是一位被忽略的大師。原因是長期以來汪曾祺游離于新文學的評判標準之外，而新時期以來的西方現代主義熱潮又將他置于邊緣。如今他在讀者和作家中的慢且持久的熱，說明文壇在慢慢消退浮躁，夸張的現出原形，扭曲的回歸常態，被忽略的放出光芒。

　　上個月，《汪曾祺全集》(小說卷)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有的出版社還要出版他的作品。汪曾祺去世19年了，他的名字卻反復地被提起，作品比在世時出版的量還要大，這讓我感慨。但翻開當代文學史，汪曾祺的地位有些尷尬，他在潮流之外，在專章論述之外，常常處于“還有”之列�！斑�有”在文學史的編寫范疇中，常常屬于可有可無之列，屬于邊緣，屬于后綴性質，總之，這樣一個大師被忽略了。

　　汪曾祺為什么會被忽略？縱觀這些年被熱捧的作家常常是踩到“點”上，引發人們的關注。那么這個“點”是什么？又是如何形成的？

　　形成中國文學的“點”，大約由兩個縱橫價值標桿構成�？v坐標是沿襲已久的革命文學傳統價值，橫坐標則是外來的文學標準，在1978年以前這個外來標準是由蘇聯文學的傳統構成，稍帶一點俄羅斯文學的傳統。1978年以后的外來標準，則偏重歐美現代主義文學體系。而汪曾祺的作品，恰恰在這兩個價值標桿之外。

　　這也是目前的文學史對汪曾祺評價過低的一個原因。革命文學傳統語境中的文學史評判規則所沿襲的蘇聯模式，也就是以革命的價值多寡來衡量作品的藝術價值。如此，汪曾祺難以占據文學史的重要位置，很容易被劃入到休閑淡泊的范疇。

　　長期以來，新文學的評判標準依賴于海外標準。這個海外標準就是蘇聯的文學價值體系和西方文學，尤其是以現代派文學的價值體系為主，外加派生出來的漢學家評價系統所秉持的標準。漢學家的評價系統是通過翻譯來了解中國的文學作品。汪曾祺正好是最難以翻譯的中國作家之一，翻譯造成的語言流失，無異于鍋底抽薪。汪曾祺在這兩個標準中都沒有地位，是游離的狀態。

　　新時期以來的西方現代主義熱潮，為何又將汪曾祺置于邊緣？

　　這要從汪曾祺的美學趣味說起。汪曾祺無疑受到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巨大影響，他心儀的作家正好是國內現代主義熱潮中不受追捧的西班牙作家阿索林。這位出生于1875年、卒于1966年的西班牙作家，戴望舒和徐霞村合譯過他的 《塞萬提斯的未婚妻》，卞之琳翻譯過《阿左林小集》(當時阿索林被譯成阿左林)，何其芳自稱寫 《畫夢錄》時，曾經受到阿左林的影響。但即便如此，阿索林在中國翻譯的外國作家里，還是算不上響亮的名字，他在中國的影響，遠遠不能和那些現代主義的“明星”相比。

　　阿索林在中國的冷遇，說明了汪曾祺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偏安一隅的境地是可以理解的。設想，如果沒有泰戈爾在中國的巨大影響，怎會有冰心在現代文學史的崇高地位？

　　汪曾祺游離于上述兩種文學價值體系之外，不在文學思潮的興奮點上，也就不難理解了。而今，他在讀者和作家中的慢且持久的熱，正說明文壇在慢慢消退浮躁，夸張的現出原形，扭曲的回歸常態，被忽略的放出光芒。當中國文學回歸理性，民族文化的自信重新確立的時候，汪曾祺開始釋放出迷人而不灼熱的光芒來。

　　汪曾祺的價值首先在于連接了曾經斷裂多時的中國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F當代文學之間的斷裂是歷史造成的�，F代文學史上的作家在新中國成立后鮮有優秀作品出現，有的是失去了寫作的權利，有的是為了配合而失去了寫作個性和藝術鋒芒。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等大師雖有寫作的可能，但藝術上乏善可陳，而唯一的老舍的經典作《茶館》，按照當時的標準是準備作為廢品丟棄的，幸虧焦菊隱大師慧眼識珠，才免了一場經典流失的事故。

　　新中國成立后出現的作家，在文脈上是刻意要和“五四”文學劃清界限的，因而，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隔著一道鴻溝。汪曾祺是填平這道鴻溝的人，他不僅是跨越了兩個時代的寫作，還將兩個時代銜接起來。

　　汪曾祺早年的《雞鴨名家》和晚年的《歲寒三友》放在一起，是同一個汪曾祺，而不像《女神》和《放歌集》，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郭沫若。

　　最有意味的是，汪曾祺還把他早年的作品修改后重新發表，這不僅表現了他藝術上的精益求精，也看出他愿意把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進行有效縫合。這種縫合，不是言論，而是他自身的寫作。

　　現在人們發現汪曾祺在受到他尊重的沈從文先生的影響外，還受到了“五四”時期作家廢名的影響。

　　廢名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境遇不如沈從文，但廢名在小說藝術上的追求，對漢語言潛能的探索，卻是不應該被忽略的。而正因為汪曾祺優雅而持久的存在，才使得廢名的名沒有廢，才使得廢名的作品被人們重新拾起，才使得文學史有了對他重新評估、認識的可能。這是對現代文學史的最好傳承和張揚。

　　汪曾祺用他的作品重新照亮了沈從文，照亮了廢名，也照亮了文學史上常常被遮蔽的角落。

　　人們常常說到汪曾祺受到沈從文的影響，而很少有人意識到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如果就作品的豐富性和成熟度而言，汪曾祺已將沈從文的審美精神進行了擴展和延伸，發展到一個新高峰。沈從文的價值在于對鄉村的抒情性描寫和摒棄意識形態的敘事態度，他從梅里美、屠格涅夫等古典主義作家那里汲取營養，開創了中國風俗小說的先河。汪曾祺成功地繼承了老師淡化意識形態的敘事態度和詩化、風俗化、散文化的抒情精神，但他將沈從文的視角從鄉村擴展到市井，是了不起的創舉。

　　好多人寫汪曾祺印象時，會提到他那雙到了晚年依然充滿著童趣和水靈的眼睛。汪曾祺那雙明亮、童心的眼睛，讓他在生活中發現了一般人忽略或不以為然的詩意。像《大淖記事》《受戒》這類帶著鄉村生活的題材自然會詩意盎然。而在 《歲寒三友》《徙》《故里三陳》 等市井題材的小說中，他讓詩意潤物細無聲地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當你打開汪曾祺的《安樂居》《星期天》《葡萄月令》等以北京、張家口、昆明、上海為背景的作品，會感到那股掩抑不住的人間情懷、日常美感。市井在汪曾祺的筆下獲得了詩意，獲得了在文學生活中的同等地位，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詞，而是人的價值的體現�？上н@樣的文學創造價值被人忽略太久。

　　汪曾祺的價值還在于他用作品激活了傳統文學在今天的生命力，喚起人們對漢語言文字的美感。早在現代主義文學風起云涌時，他就反復強調“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當時看來好像有點不合時宜，而現在看來卻是至理名言，說出了中國文學的正確路徑。時過30多年，當我們在尋找呼喚“中國敘事”時，驀然回首，發現汪曾祺已經為我們提供了經典的文本。汪曾祺通過他的創作喚醒了沉睡已久的漢語美感，激發了那些隱藏在唐詩、宋詞、元曲之間的現代語詞的光輝，證明了中華美文在白話文時代同樣可以熠熠生輝。

　　汪曾祺還打通了文學創作與民間文學的內在聯系，將知識分子精神、文人傳統、民間情懷有機地融為一體。

　　(作者系作家、評論家、書法家，著述多種，《王干隨筆選》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現任中國作協《小說選刊》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