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我鄉我土(吳曉東)

《書寫“我鄉我土”：地方性與20世紀40年代中國小說》 李松睿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松睿的著作《書寫“我鄉我土”：地方性與20世紀40年代中國小說》論述的是20世紀40年代一個有意味的文學史現象，“即這一時期的作家、批評家無論身處何處、面對怎樣不同的政治情勢，他們在構想一種超越‘五四’新文學弊病，適應戰爭環境的‘理想’文學形式時，都特別強調以地域風光、地方風俗以及方言土語等形式出現的地方性特征的重要性，并紛紛選擇以這一特征來塑造文學作品的感性外觀”。作者在書中試圖追問的是：“為什么20世紀40年代的作家、批評家會對地方性問題如此念茲在茲，并在文學表達中將其放置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他們在加強其作品的地方性特征時，究竟想要表達些什么？地方性特征在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中到底發揮著怎樣的功能？”

　　我首先看重的正是松睿在研究過程中表現出的這種逼問核心問題的自覺意識。本書表現出他善于從一個具有本源性的問題出發，在充分進入歷史語境，掌握與占有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同時，建構具有一定的整體性研究視野的學術能力。本書對地方性論題的研究，也因此不僅提供了中國文學在20世紀40年代的戰爭環境中特有的歷史風貌，也有助于我們理解那個時代的某種具有整體性特征的歷史面向；他的這一研究也由此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歷史總體性敘事格局中具有結構性意義的組成部分。

　　松睿在這部著作中有著多重的方法論的自覺。這種自覺的表現之一是對主題學研究的反思：“在主題學的研究中，研究者會特別關注某類文學主題在文學史發展脈絡中不斷的復現與變奏，并根據這些長時間‘盤踞’在創作實踐中的主題，梳理出作家的思維方式、其在文化結構中所處的位置等一系列問題�！薄半m然這類主題學的研究能夠得出一些讓人深受啟發的‘洞見’，但由于在方法上它總是關注所謂‘異中之同’，因而很難為我們回答在特定歷史時空下某些主題被特別強調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說，在主題學的研究范式下，我們沒有辦法具體回答為什么20世紀40年代的作家、批評家會特別重視文學作品中的地方性特征�！闭�像松睿在本書的導論中所表述的那樣，他進一步摒棄的，還有諸如探究意象或母題的研究路數。在某種意義上，本書構思和寫作最難的部分其實是為擬設的特定對象找到既吻合于對象也屬于研究者自己的思路，用他自己的話說，即“尋找一種最為合適的方式對本書的研究對象進行討論”。而他所要處理的20世紀40年代中國文學，其挑戰性在于，在長達八年的抗戰歷史階段，中國版圖上的三個地區的劃分，為此一時期的文學圖景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三個地區雖然也分享著某種相似的歷史氛圍、文藝思潮和詩學特征，但差異性則是更為主導的傾向。因此，他所選擇的合理的策略，是直面差異化的政治形勢和言說環境。對20世紀40年代文學的地方性問題的理論言說創作實踐按照區域劃分，并分別進行論述，進而兼顧解放區，延續到抗日戰爭勝利后的相關問題，就成為作者選擇的相對穩妥的方案。而在我看來，真正表現作者的成熟之處的，還在于他清楚地意識到：“論述的結構則只是幫助研究者更為方便地討論問題。在有些時候，‘得魚而忘筌’式的研究態度或許最為合理�！薄罢撌龅慕Y構”其實是更有助于還原和體貼歷史的本來面目而已。而所謂的“得魚而忘筌”，也許不僅僅是一種研究態度，如果真的能夠做到，甚至可以稱為一種讓所有研究者都心向往之的境界。

　　“地方性”視野，在松睿的研究預設中，既是理論表述和批評實踐，又是重釋作家作品的一個出發點。本書因此既是一部具有宏觀歷史描述和整體理論探索的文學史研究，同時又是偏重于作家和文學作品的再解讀的著作。本書處理的議題雖然稱得上是現代文學的宏大敘事之一種，但它選擇的論述方式卻相當具體細致，對歷史細節的把握以及對作家作品個案的詳盡闡發，都使這個論題得以深入而細膩地展開。借助地方性問題視角，本書洞見了以往文學史描述尚未充分觸及的一些創作面向，重新闡釋了20世紀40年代的不同地域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分析了老舍、趙樹理、周立波、丁玲、師陀、梁山丁等作家的小說。而本書更為值得重視之處，或許正在于對上述這些作家進行獨特闡釋的環節。我的閱讀感受是，一種具有洞察力的兼及批判理論以及文學史視野的觀照，是怎樣能夠照亮以往不被我們充分察覺的文學史現象，正像借助于一個探照燈，他為我們燭照了以往研究視野中一些晦暗不明的角落。

　　因此，對理論和創作的兼顧，構成了本書的雙重寫作線索。據我對松睿的了解，他的研究才秉是在理論探究和文本分析之間形成了一種均衡性。這種均衡性也是一個研究者具有未來性潛力的表征。他既喜歡研讀理論，有比較執著的理論熱情，同時又能把理論與文學史描述以及文本解讀結合，形成的是一種探尋“理論的歷史性”的自覺意識。所謂“理論的歷史性”，在本書中表現為理論與歷史以及作家創作之間的一種辯證的關聯性。按照本書作者的理解，20世紀40年代中國文學的一大特征，是“小說家的確受到文藝理論家們的巨大影響，但其作品對地方性特征的呈現卻并沒有完全按照理論家的指導進行，而是呈現出異常復雜的面貌”�！罢�是這些作家的小說創作實踐，才真正激活了地域風光、地方風俗以及方言土語等地方性事物在文學創作中所具有的潛力，并使得小說形式因大量吸收地方性因素而發生了改變�！边@使作者意識到，本書的討論倘若單純局限在文藝理論層面上是不夠的。引入對小說創作的分析，特別是探究小說形式因地方性特征的納入而發生的變化，借以全面展示地方性特征對于20世紀40年代中國文學的意義，成為作者所必然選擇的研究路徑。在我看來，小說堪稱是中國現代文學中最具魅力也最具豐富的可能性的文學體裁，是討論地方性書寫的最有效也是無法繞過的形式。也恰恰在小說這一更為復雜的文學形式中，層積著理論與歷史以及作家創作之間更為內在化的關聯。對這種內在的歷史關聯性的考察，在第四章《趙樹理：地方性與解放區文學》中體現得最為精彩。作者發現趙樹理小說創作的地方性特征存在著一個由隱到顯的過程，當解放區的文藝理論家可以輕易地辨識《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等作品的地方性特征的同時，卻無法指認趙樹理小說中所蘊涵的也許更不失為鮮明的地方色彩，造成這種錯位的根本原因在于解放區的文藝理論家是從階級性的價值尺度來理解文學的地方性特征。由此，作者揭示了解放區文學所具有的堪稱獨特的歷史特征，即文藝批評與文學創作之間有著更為緊密的關系�！耙虼�，對解放區文學中的地方性問題的研究，就不能單純討論具體的文學作品是如何表現出地方性特征的，而只能在批評家的言論與作家創作實踐的相互關系中，去理解地方性在這一時期的小說創作中發揮的功能�！边@就真正建構了理論和創作的具體的歷史關聯性，也凸顯了本書作者對趙樹理、丁玲與周立波的小說進行的重釋的工作也是對歷史和政治地圖的重新繪制，這種重繪的過程，正是創造性研究的精義所在，它意味著研究中的具體問題意識的生成正隱含在對歷史和文本的真正釋讀之中。

　　這些具體化的論斷，都呈現出歷史以及創作的豐富性和差異性所在，也揭示了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文學越來越受到研究者重視的原因。對地域差異性的關注，也使得本書對幾位代表性作家的分析，展示出不同地域的小說家具有差異性的目的與訴求，以及對地方風物進行書寫與描繪的各自所固有的獨特性，有助于進一步豐富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圖景。因此，我贊賞松睿在本書結語中的判斷：“或許我們可以說，正是地方性特征在文學作品所具有的潛力，為不同區域的小說家在不同路徑上的寫作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而作家們在創作實踐中所進行的多重嘗試，也讓地方性特征對于文學的意義變得豐富多彩�！边@些豐富多彩的面向，不僅僅為文學史提供了地方性風貌的差異性存在，也意味著文學史書寫應當直面差異性的歷史本身，從而才能超越本質論的歷史迷障，真正還原文學史的原初面貌。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說，本書也提供了關于文學研究怎樣回歸歷史的原初語境的可資借鑒的方法論內涵。(吳曉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