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爾的叫賣聲———讀《我腦袋里的怪東西》(黃夏)

帕慕克筆下的伊斯坦布爾有濃得化不開的“呼愁”°

《我腦袋里的怪東西》[土耳其]奧爾罕·帕慕克著陳竹冰譯北京世紀文景公司出版

　　橫跨歐亞大陸的千年古城伊斯坦布爾，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也是如奧爾罕·帕慕克這樣的土耳其作家汲汲描摹的主題。從博斯普魯斯海峽上空吹來的勁風，在帕慕克的生花妙筆之下，總能幻化為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虛擬與真實兩兩沖突的激烈博弈，以及那自內而生、濃得化也化不開的“呼愁”(帕慕克語，意為憂傷)情結。

　　爬梳一下帕慕克的小說，可以發現其筆下的主人公大多為知識分子、官員、記者、商人、大學生等中高階層，這便決定了作家對伊斯坦布爾的思考，常常著眼于許多宏大的主題。而帕慕克出版于2014年的新作《我腦袋里的怪東西》則大不相同，主角竟然是一個做了四十年街頭小販的底層人士。帕慕克通過這個名叫麥夫魯特的小販，以一種貼近凡塵俗世的形而下視角，探討了人與城的復雜關系及微妙情愫。

　　1969年，十二歲的麥夫魯特隨父親來到伊斯坦布爾，在城市周邊的山腰上蓋起無產權證明的“一夜屋”，并隨父親走街串巷售賣酸奶、冰激凌、鷹嘴豆飯，和一種名叫“缽扎”的土耳其傳統飲料。除小販營生，麥夫魯特也間雜做過餐館服務生、經理、收電費員、會所掌柜和停車場管理員。在此期間，他戀上一個大眼睛女孩卻錯把情書寫給女孩的姐姐，私奔、結婚又反悔，好不容易愛上了她卻又痛不欲生地失去了她。年過半百，他終于化險為夷地將“一夜屋”置換成公寓，在伊斯坦布爾有了安身立命之所。

　　當然，小說的寫法可不像上述梗概那般直白。如《我的名字叫紅》那樣，帕慕克在此書中也運用了土耳其說書人講故事的傳統手法：說書人把故事一路講下來，并由自己一人分飾好幾個角色，去獨白、去傾訴、去宣告這些人的愛恨情仇。這種講故事的方法迥異于西方小說常用的多聲部意識流，因為土耳其說書人的講法是在如茶館這樣的場合直接面對顧客和觀眾，而非與之隔了一本書亦即處于另一個語境的讀者，其土氣、人氣和煙火氣，是一般多聲部意識流難以呈現的。

　　以小說中一個買賣婚姻的橋段為例。堅稱自己絕不賣女的農村老父親、指責其在嫁女問題上待價而沽的求婚人和主張要像城里姑娘那樣婚姻自由的私奔女，三個人的獨白皆由帕慕克這位說書人娓娓道來。撲朔迷離之中，一座影影綽綽的“羅生門”矗在眼前，而數個迥異的價值觀 (如城鄉差距、女性獨立、家族與個人沖突等)也于焉碰撞出絢爛的火花。但生活仍擺在那兒，系于關乎各個人物一家一身的瑣碎問題上，而沒有像斷線的風箏那樣消弭于空洞抽象的批判和感慨之中。而其滑稽庸常，又沖淡了帕慕克此前許多小說太過濃郁的“呼愁”氣質。如今的帕慕克，在敘事節奏上是越來越懂得微火慢燉的真義了。

　　而在對細節的掌控上，帕慕克則把自《純真博物館》練就的狂熱“戀物癖”，升級得更為精致了。其“戀物”，一方面通過如酸奶、缽扎、電費這樣的瑣碎之物，投射大都市伊斯坦布爾的前世今生，另一方面則處處明示或暗示地指向人的內心世界。我們跟隨麥夫魯特的足跡，游走在伊斯坦布爾的大街小巷，見證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一夜屋”搖身變作樓宇林立的海洋，見證市民生活和人情世故潛移默化的嬗遞，見證政治、文化、商業半個世紀以來在這個國家的風云變幻。

　　還有一個小販的精神世界，亦即麥夫魯特腦袋里的那個“怪東西”。那是什么呢？是少年時代對融入都市的向往？　是青年時代對愛情的渴求？　是中年喪失所愛后對幸福的緬懷？　是漸入老境時對歸宿的祈望？　但命運一次次地要么打得他措手不及，要么讓他錯失之后心生無盡的悔意。這種“怪東西”，又與一個人對一座城的念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它仿佛就是麥夫魯特看到女兒即將出嫁時既歡喜又憂慮的心情：“相對于自己來說，女兒已經和城市、人們、機構建立起一種更加深刻和得體的關系”。和那些新造起來的樓群一樣，女兒將要踏入的人生，也是一個麥夫魯特無法走進的地方。

　　因而，我們就能理解，麥夫魯特何以在2012年，放著好好的退休生活不過，還要肩挑扁擔，扯起嗓門，彳亍在深夜的伊斯坦布爾老城區，去叫賣缽扎。因為那里的住戶會像四十年前那樣，從窗口吊下竹籃，籃內放著錢和寫明要求的紙片，籃下則系著發出悅耳聲響的鈴鐺；因為那里的人們會邀他進屋，告訴他他們買缽扎，不光因為飲料可口，還更想聽聽他的叫賣聲；因為那里存在著另一個世界，一個活在他“腦袋里”、能夠不受阻攔地走進去、熱烈回應他的吶喊，并讓他呼吸到沾染著博斯普魯斯海峽咸咸濕氣的“呼愁”的那個世界。

　　無疑，帕慕克為麥夫魯特深情構筑的世界，是一個正在崩潰和逝去的世界，就如作家自己所言：“既是真實的，也是一個美好的幻想�！闭f到底，如帕慕克這樣的癡情人，正是為自己打造了一座“腦袋里”的伊斯坦布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