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版《中國文學史》三人談(王珺)

從課堂講稿到個人化文學史

——錢穆版《中國文學史》三人談

　　“直至今日，我國還未有一冊理想的《中國文學史》出現，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1955年9月初的一天，國學大師錢穆在香港新亞書院一間簡陋的教室里，開講一門新課程“中國文學史”，這是錢先生開篇第一句話。

　　1949年，錢穆在香港與唐君毅、張丕介等人一起創辦了新亞書院。在那里，錢穆先生開過兩次“中國文學史”課程，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從中國文學的起源一直講到清末章回小說，自成一套完整體系�？上�時局飄搖，錢穆先生始終未能將講稿整理成書。

　　60年之后，錢穆的學生葉龍根據當年的課堂筆記整理了《中國文學史》一書，于今年3月出版。近日，第六屆書香中國·北京閱讀季和新華文軒北京出版中心·華夏盛軒圖書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聯合舉辦研討會。88歲高齡的《中國文學史》記錄整理者葉龍、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馬勇、知名學者解璽璋等，圍繞“我們需要讀什么樣的文學史”這一主題展開了熱議。

　　1953年進新亞學院的葉龍還記得初見錢穆先生的樣子：“他親自接待我的，小小的個兒，穿了一件長袍，很樸素�！�

　　錢先生是江蘇無錫人，他的普通話帶無錫口音，很多廣東學生不能完全聽懂，但葉龍是浙江人，與錢先生口音相近，“所以他講的話我可以聽得懂”。葉龍說。

　　葉龍以前做過文字工作，寫字很快，而錢先生講課時總是在講臺前走來走去，“他走過去講一句，走過來又講一句，講得很慢，所以我沒有漏的，記下的都是他的原話”。

　　陳平原：我想說的是，如果要讀這本《中國文學史》，要先讀錢穆先生的《中國文學講演集》《中國文學論叢》。錢穆對中國文學的觀念，主要來源于《中國文學講演集》，那本集子是他用一輩子做的一本書，在那本書的序中，錢穆說自己一輩子喜歡文學。

　　錢穆先生是學文學的，早年在鄉下教文學，之后自己做研究成為一個學者，1931年被推薦到燕京大學，后來到北京大學教書，成為一個歷史學家，之后以歷史學著稱于世。錢穆在新亞書院講的《中國文學史》是大的線索的梳理，而不是具體的文學作品的分析。

　　歷史學家寫的文學研究會有不一樣的角度。錢穆這本《中國文學史》特別強調中國的歷史和中國的文章的關系。與梁啟超、郭沫若等人相比，錢穆先生在文學研究方面的造詣不夠，但他是一個有大關懷的學者，他的最高理想是“通人”。

　　錢穆先生特別喜歡說中國文學怎么樣，外國文學怎么樣。但是我們可以體會到他的心情。從專業角度來批評這本書是不對的，而是需要體會，在那樣一個大時代的潮流中，努力堅持自己的信念，希望通過講課來影響廣大公眾，讓大家讀古書，保持中國文化傳統和信念，這是值得我們敬佩的。

　　所以我認為，《中國文學史》其實是一本有情懷的論辯之書，可以說它始終有一個假想敵，這本書的假想敵就是胡適之提倡的新文化運動。因為在民國年間，與胡適之、傅斯年主流學術人士相比，錢穆是很邊緣的學術人士。即便如此，他仍然能努力保持自己的文化理想，推崇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這種精神和趣味，都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馬勇：錢先生在書中描述了這樣一層意思：中國史學價值不是一個科學和中立的純粹的價值觀，而是可以超越這些價值的。這本《中國文學史》反映了中國學術的本來面目。歷史學家是應該通文史的。

　　我很認同陳平原老師“論辯之書”的說法。我認為，錢穆先生一直處在一種很委屈的狀態。通過閱讀這本書，我們可以感覺到，錢穆先生是在一個很邊緣的境遇中談論問題的。

　　我認為這本書給我的重要啟發就是個人寫史在中國學術史上的意義。我們讀的文學史幾乎都是集體撰寫的，個性化的東西越來越少。尤其是近兩年，我在做研究的過程中發現了一些問題，比如同一本書中觀點打架、重大事件遺漏、觀點重復等。因此，我們應該鼓勵個人寫作。個人寫作可以寫得規模很小，但是在寫作過程中應該有一個整體性的思考。這本《中國文學史》就系統地表達了錢穆先生對中國文學史的整體看法。因為錢穆先生在那個時代的學者中，具有很大的閱讀量，所以他的寫作能保持自己的體系。

　　這本文學史不僅是對學問的表達，對研究中國傳統也是很重要的作品。我研究春秋史最早就是靠“弟子記”，比如《論語》就是弟子記錄的。到了近代，章太炎在上海開過一系列的演講，他講的學問，當然今后我們也可以看到，但存在不少問題，因為好多字當時沒聽懂。等到1930年，章太炎到蘇州辦國學講師會的時候，積累了一批專業弟子，從最初的一般追星，變成一種專業追求，這批弟子后來都成了很有名的大學者。在上世紀30年代，這些弟子在蘇州跟著章太炎，因此章太炎晚年的講稿都被學生記下來�，F在能夠看到更多的演講被整理出來，還是很有意義的。

　　解璽璋：這本書凸顯了個人寫史的好處。因為我們讀的很多集體創作的文學史，往往受道德等因素的評判。比如很多論述中對宋玉評價并不好，但錢穆先生在講課中沒有對其作道德判斷，而只作文學價值上的評判。他強調宋玉的賦寫得好，也很美，我認為這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錢穆先生這種帶有個人色彩的文學史，實際上提供了一種新的批評角度。因此，相對于集體編寫的文學史，目前我們需要個人化文學史。比如王國維先生曾經從文學的角度和美學的角度來研究《紅樓夢》，這樣的作品并不多，上世紀40年代在重慶出版后，引起了很大轟動。

　　錢穆先生給我的感受，就是他對文學價值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