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打在蒼蒼白發上——包新旺《黃源傳》簡評(王學海)

　　讀完包新旺所著長篇紀實文學《黃源傳》的當天晚上，突然覺得黃源好似一座沒有奢華外墻裝飾的大樓，在陽光照射下，它堅硬的軀骨、本色的坯墻，依舊自傲地聳立在歷史的驛道上。時而還有一道高速的車輪呼嘯而來，閃電般而去，在轟鳴與震顫之中，它任其穿透樓壁和臟腑，在歷史的邊界，它仿佛會有生命的力量不斷滋生，依然如我，在靜靜地體驗生活的那些快樂、痛苦、恐懼、不平以及更重要的責任與友誼，當它被陽光完全照亮，或是它把陽光完全掩藏之后，留給我們的，便是永遠獨自的思考和對祖國對人類的忠誠之思。

　　《黃源傳》以求真的精神和寫實的態度，還原一個文化老人成長和坎坷的一生。又以分析的眼光，從時間、空間和傳主個人的特性入手，勾勒出了傳主從單純求生機，到以知識渡人生的圖景，描繪了一個充滿生機又憨厚的生靈，從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的轉變，從而為我們拉開一位翻譯家、編輯加革命文藝戰士與組織者的人性展演的過程。

　　我們知道，一個人的生命行動，當他開始走向自身，也同時走向了外部(社會) 。從“我們是要靠你吃羹飯的”的家庭期待，到踏進十年洋場的上海，在證券物品交易所分發報紙，又去東華大學讀書，聆聽泰戈爾、徐志摩、章太炎、馬君武諸名流的演講，之后又轉去白馬湖春暉中學拜訪夏丏尊并再求學，確實如傳記作者所說，是在“意義的叢林中穿行” 。其實，傳主自身求學，也是彼時中國社會趨向文明與進步的一個時代縮影。而傳記作者在此時特意安排了一個由黃源引發的罷課片斷，便使先前描述傳主生長在“海刁子”的家鄉，從小熏陶強悍民風，有抗倭傳統的個性化特征，有了一個極為自然的呼應，也為日后黃源既不當漢奸，也不投靠條件甚好的國民黨，反而甘冒吃苦與生命危險，趕去參加新四軍的舉動，找到了最好的注釋。

　　社會使黃源走上了一條認識豐子愷、朱光潛、鄭振鐸、葉圣陶等名家的道路，充滿靈性與尋找真理的激昂個體，便必然會走上東渡日本的路。傳記作者說，“黃源去日本的動機，也許不見得有這么高大上” ，其實，這正是傳記作者們所必具的本色語言。尊重歷史原貌，不拔高和美化傳主的成長過程與個性顯現，是作者品質、思想與傳主歷史記述重構最能服人、予人有益的書寫。

　　由《黃源傳》的文字記述，我們還可引出一份記憶的意義。這位縱貫線式的人物，由清朝晚期至民主共和時期的成長與去上海謀生，到抗戰時期翻譯外國文學，承擔《譯文》雜志的具體編務工作，提議編輯《譯文叢書》 ，乃至解放戰爭的戰地記者、文化領導干部，直至新中國成立后亦管理亦文化人士(創作者)的雙重身份的交錯，尤其是戴上右派帽子下放農村接受監督勞動、“文革”陪斗的種種癲狂下的邊緣生活，莫不給讀者一個放大了的橫跨新舊時代，縱越戰爭與死亡的特殊的歷史場景和豎起的歷史象征性的人物，在傳記的那些敘說與修辭上，為我們詮釋出一份具有深度意義的觀察與思考。在這方面，傳主的一些細節，似更有文學的魅力和記憶的召喚性。

　　《黃源傳》更精彩的部分，還在對傳主人與事所處復雜歷史環境中的敘說與分析。它將傳主因某種緣由被遮蔽的靈魂，重新經由文字，鮮活又真我地返回了自身。如真實地記錄徐懋庸與魯迅交惡的1936年8月1日的信，徐在信上非常尖銳又極其攻訐地惡說黃源：“黃源是一個根本沒有思想，只靠捧名流為生的東西。從前他奔走于傅鄭英門下之時，一副謅侫之相，固不異于今日之對先生效忠致敬。 ”在《黃源傳》中，作者能如此坦率與大膽置放這段文字，實是從反面佐證了黃源作為一個后生輩，作為一個在文壇跑龍套的無名之輩，工作就是那么認真，思想也是那么活躍，對文壇名流又是那么尊重。還有作為人，為了生存，所處惡劣環境下，他的一份無奈，全由徐懋庸的反言而給凸顯出了掩藏著的黃源。也即由此，我們還可窺其真誠與謀略之為�！棒斞岗s譯的稿子寄來，但黃源也收到了一些新進翻譯界的稿子，便先用了他們的。 ”“在魯迅家里，黃源無意中看到樓適夷的譯稿，當他知道情況后，毅然表示，樓在獄中翻譯不易，愿意終止自己的譯稿，把機會讓給他……”儲稿與讓稿，除留給我們一個真實又真誠的黃源外，我們更看到了黃源心靈深處那一份寬厚的情懷和意志的光燦。這是黃源人生中途一種良知的生命體驗，愛的意愿之表達，是崇高的文學姿態。當天還亮的時候，我把光積儲，這就是黃源。

　　追尋歷史與時間，追尋傳主的蹤跡，在歷史的真實性與文學的藝術性中， 《黃源傳》更有了一份融合兩者之后的思慮。而這部分思慮，亦是通過黃源一生中的一時一地、歷時歷地的記敘過程里間雜著出現。如在魯迅與徐懋庸的論戰中，記述魯迅沒有征得發信人同意而公開私人信件。如“對于魯迅的‘被神化’ 、 ‘被符號化’ ，馮雪峰、黃源們顯然自覺不自覺地充當了‘推手’的角色”之紀實言說。如對新中國成立解放軍進城后，說黃源“你黃源30年代靠魯迅，后來靠陳毅，如今事事指手畫腳，講一通主義”的夏衍與他的矛盾的思慮。作者進而提出： “黃源與夏衍，如果從現當代文學史的角度看，是一個較有意義的研究課題” ，無疑是傳記對學術史與思想史家們的一個點撥。還如對“何其芳現象”的敘述分析，對“雙百”方針下強烈意識形態與純文學寫作之“高貴思索”的思考等等。尤為有趣的是，作者特意記述黃源“不知怎么的他養成了嚼茶葉的習慣，每次開會或學習，同事們時能見到他的下嘴唇上黑乎乎的趴著一片茶葉” 。這其實是知識分子在窘境中的一個特殊的“生態現象” ，就像非洲草原上的游俠不時啃瓜子使嘴里生津一樣，為解決思想的接力，嚼茶葉是黃源滋生身體津液與思想津液的一個中介，可說，這是傳記中極為精彩的一筆。

　　“無常的生活，充滿吊詭，不斷和黃源開著玩笑。改編婺劇，未成；創作《越王勾踐》 ，未成；寫高彩柳，未成；寫葉飛，未成……”傳記作者在傳記的收尾這樣說后，又緊引了下面的話： “今年是完了……原定計劃如何，今年一篇作品沒有定篇……真要倒霉了” ，這是黃源日記里最后的一些話。如此吊詭，如此讓讀者揪心，正是《黃源傳》留給我們最大的閱讀啟迪與深度思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