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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東北 福禍并至——回憶我的父親柏楊在東北的歲月(郭本城)

    http://www.jchcpp.cn 2016年05月27日10:05 來源:中國藝術報 郭本城
     掛在墻角的詩作內容,印證了柏楊經歷艱辛之后的幾年喜悅和自在時光 掛在墻角的詩作內容,印證了柏楊經歷艱辛之后的幾年喜悅和自在時光

      圖書簡介

      柏楊去世五年之后,其長子郭本城開始動筆,重溫父親的苦難、斗志和皇皇2000萬字的創作歷程。 《背影》的完成,也讓作者更為深入地認識了父親的精神世界。

      本書詳述了柏楊幼年被后母凌虐、少年失學、戰亂從軍、冒名讀書、遠渡臺灣以及十年小說、十年雜文、十年牢獄、十年著史的人生經歷,作者重溫父親的苦難、抗爭和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獨特感悟。希望通過這部回憶錄,呈現柏楊先生“愛好和平的精神”“誠信寬恕的思想”和“堅忍卓絕的毅力” 。

      作者因為父母離異,曾經對柏楊先生有過諸多疏離和誤解,本書也是作者走進父親內心世界的一次心靈旅程。

      父親一九二〇年出生在河南。但是,他究竟是出生在河南省的開封縣,還是通許縣,連他自己都弄不清楚了。但可以確定的是,他不是出生在他的祖籍——輝縣。結果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最終他被歸類為河南省輝縣人。

      父親的生日,據說是一九二〇年,至于是幾月,哪一天,就不確定了。一九四九年,父親只身漂流到臺灣,因為要辦戶口登記,就報了一個不容易忘記的日子:十一月一日。這是東北第一大城市沈陽,在國共內戰中被解放軍攻占的日子,因為當時父親正在沈陽辦《大東日報》 ,印象深刻難以忘卻,所以就順口報上這個日期當作生日來登記戶口。如果當時他報的是十月十日,不知道是否能趨吉避兇?

      二十年后的一九八六年三月七日,父親被調查局以“匪諜”和“打擊領導中心”的罪名逮捕入獄判處死刑。其后,又改判有期徒刑十二年。從此,他就以三月七日作為新的生日,來紀念自己的苦難。

      父親的姓—— “郭”沒改過,但是名字,卻因為自己的理想、人事的變遷和時代的動蕩,改過好幾次。一九四四年,父親為了求學,偽造學歷證件,曾改名為郭衣洞,被分配到四川三臺的東北大學讀政治系三年級,并如愿以償大學畢業。

      畢業之后,父親和一些同學準備另創江山,于是大伙決定前往東北,等待時局平靜。就這樣,幾位同學結伴先到了上海,發覺各省的話、各地的話都不一樣,外地人根本聽不懂。他說:“我講的河南土話,他們也聽不懂,這讓我很感慨,一個國家為什么不能有一個共同的語言?政府官員每天好像都很忙,難道與他們的國民無法互相溝通,毫無感覺? ”語言不通,就像一盤散沙,很難團結,也會造成很多的誤會,是政治紛爭主要的原因。日本侵華,不也是看準這一點嗎?

      這一行人搭輪船從上海起航,到了天津,再轉北寧鐵路,好幾天下來終于到了沈陽,住進了沈陽市北郊的東北大學。這沈陽的東北大學和四川三臺的東北大學相比,簡直是雄偉壯麗得像一個獨立王國,僅工學院就擁有一個修理火車頭的龐大工廠,如果要繞校園一圈,可能要走上六七個小時吧。大伙看得目瞪口呆。

      東北大學是父親千辛萬苦求學的終點,在一九四六年畢業離開,半年后他又回來了。只是從三臺的東北大學離開,回到沈陽的東北大學。不久,楊德鈞找到一間日本商社的空房子。于是父親、苗景隆、廖衡就搬了進去,在門口掛上“祖國文化館”的招牌。他們要開一家書店,在這個被日本隔離十四年的地方,傳揚中國的民族文化和精神,以及民族主義的思想。

      一九六○年以后,在臺灣,當時我的父母已經離異,但楊德鈞、苗景隆這兩位父執長輩,還是常來探望我的外祖父母和母親。而一九九八年,我在香港探望廖衡先生時,他已經是一家港資開發公司的董事長了,是一位德高望重、毫無架子的成功企業家,他全家熱忱地接待我數日。

      時局依然動蕩,人心依然渙散,內戰的烽火依然蔓延。在經營書店都沒經驗的情形之下,斗志還是屈服于現實,大家陸續地離開,各自為五斗米折腰去了。書店沒能宏圖大展,卻讓父親一夕之間,成為一名木材商人。

      這當然不是真本事,而是因緣際會,運用一些關系擔任中介,也必須啟動一點機智,克服被倒賬的風險。果真,在最后結賬的時候,對方的臉孔變了,出言恐嚇說: “我告訴你,你是一個外省人,我們把你丟到野地活埋,你就永遠消失了。 ”父親鎮定地回答:“我如果二十分鐘沒有出去,同學就會報警,指出你們的姓名。我不怕死,如果怕死,我就不來東北了。你們想要賴賬,我馬上打電話報案,拆穿你們的騙局。 ”這樣才把他們鎮服,成功地賺到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他的第一桶金,居然是個天文數字——十兩黃金。

      這桶金拯救了“祖國文化館” ,于是大家重整旗鼓,再度燃起了斗志。果然面包比愛情重要。突然,一個晴天霹靂,父親假證件的事件又東窗事發了。原來,日本人投降后,學校把畢業生的證件送到教育部,教育部查對南京中央大學檔案,怎么都找不到郭衣洞的名字,才發覺是明顯的偽造文書,于是下令開除學籍,還通令全國院校不得收容。

      這么久了,父親仍然痛心地說:“只有獸性發作的人,才會發出這種置人于死地的通令。想想這一生為上大學所付出的辛酸,全都成了泡沫,我偽造證件固然觸法,但何以趕盡殺絕不留一條生路? ”我安慰他說: “你手上的畢業證書是自己印的嗎?不是吧!那你擔什么心呢?你手上拿的是如假包換的正本!再說你造假證件的前科累累,如果警方再來個追查通緝,豈不更糟?難道你還想讀研究所嗎? ”就在父親左手拿到第一桶金時,右手也丟了畢業文憑。

      不過,父親做夢也沒想到,六十年后,他居然能在臺灣,被授以比東北大學“學士學位”還要高出兩級的“榮譽博士學位”呢。

      這個噩耗沒讓父親消沉,因為也沒時間消沉,有一位東北籍的教育家徐延年先生,在沈陽成立“私立遼東文法學院” ,這又是一次幸運之神的眷顧。徐延年先生看父親是重慶來的校友,又相當成熟活躍,就邀請他當政治系副教授。這個正在向教育部申請立案的草創學府,還沒趕得上看到教育部“開除”的文件。真是苦盡甘來,好事成雙。沒多久, “青干班”的同學徐天祥,又把他帶進設于北大營的陸軍軍官學校第三分校,兩人一起當少校政治教官,每個月有主食和俸祿。

      忙碌教課、雙份薪餉,使父親的生活質量也逐漸好轉,他也極其樂意伸出援手,幫助其他落難或清苦的朋友。

      徐天祥取得一位軍中將領的支持,每個月提供一個連的補給品,要找適當的人選辦一家報紙。好事不但成雙,更是接踵而來。當然這些人選,就落在他們這幾個人的身上了。

      四十五年后,父親在臺北接到一本《遼東文法學院師生小傳》 ,在世的師生仍有二百余名,卷中還刊出一段《柏楊小傳》記載說: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時許,中國文聯組聯部主任、中國書法家協會領導小組負責人佟韋,代表我們同學在北京飯店房間,拜望了闊別四十年的老師——臺灣著名作家柏楊先生,和他的夫人張香華女士;ハ嗪阎,柏楊老師請佟韋轉達他對同學們的問候,并表示下次回大陸探親,定要看望大家,同時也問候徐院長安西、匡扶教授和幾位同學。此時,佟韋將徐竹影作詩、由他書寫的條幅《遙寄臺灣柏楊先生》 ——“隔海憑欄無限情,元宵佳節憶先生。杯中一兩相思月,飲到三更映到明” ——贈給柏楊老師。先生極為高興,連說: “字寫得好,詩也作得妙。 ”表示返回臺北,一定掛在客廳正中壁上,以示留念。

      想不到一個輕輕的腳印,讓父親留下如此深遠的溫馨。他說:“有意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人生多波多折,三起四落,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所以要心無加減,得失隨緣。 ”

      這幾個年輕人,就在沈陽市中華路找到一棟房子,高高掛起《大東日報》的招牌,買了一部印刷機,結束已經彈盡糧絕的“祖國文化館” 。他們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就一起住進報社,開始籌備出報,并且向中央政府申請登記。一段時間過去了, 《大東日報》始終沒有批準下來,而更大的挫折卻是整個中國時局上又發生了急劇的大變化。

      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這三年正是時局變化莫測、動蕩最劇烈的三年,從抗戰勝利的喜悅,到國共內戰的爆發,百姓也就僅僅這兩年有和平的社會。國民政府軍敗退的信息并沒有傳揚,而大家卻都知道,國民政府軍在東北擁有最精銳、最現代化,而且遠征過印度的武裝部隊“新一軍”和“新六軍” ,他們從軍服到武器,全都是美式裝備?墒,經過兩年的內戰,局勢日趨惡劣,國民政府軍屢戰屢敗,全國各鄉鎮、縣市及南京,都陸續落入人民解放軍之手。最后,偌大的東北只剩下沈陽和錦州。而沈陽街頭的人數也日日減少,高官富賈紛紛搭機逃離,貧窮小民也紛紛步行逃亡。

      在一九四四年八月,日本投降的前一年,湘桂戰役開始后,日軍突飛猛進,湘、桂、黔三省出現數千萬民眾逃難的悲慘場景:這是抗戰期間最后的一次逃難,也是世界上最慘的一次逃難,F在在沈陽,也要揭開同樣的序幕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上午,父親還貿然地跑去北大營第三軍官訓練班,探聽能不能領到薪俸,才發現北大營全然一空,官兵都已經全部撤退到沈陽市區。

      父親腦海浮起兩年前在息縣被隔絕的影像,內心大為恐慌,于是急忙折返沈陽,感覺到大街上氣氛詭異。第二天解放軍大批車隊魚貫而入,一輛輛地從《大東日報》的招牌前奔馳而過。這時國共內戰已經接近尾聲,而東北第一大城市沈陽的易手,也是國民黨政權最具代表性的潰敗。

      勇氣可嘉的這幾個年輕人,從“祖國文化館”到《大東日報》 ,從滿腹的理想到一切歸零,還得趕緊逃亡求生,回到東北這一年,真是福也雙至,禍也不單行。于是,他們決定放棄一切,廖衡要先回他的故鄉哈爾濱,接著輾轉來臺,稍后到香港定居。而這次他們跟以前逃亡的方式并不一樣,那就是脫下平民便服,穿上臨時買的國民政府軍的軍服,但是要拆掉軍帽上青天白日的國徽。為什么要改穿軍服呢?那是共產黨所施行的既往不咎、心戰統戰的寬大政策,凡是國民政府軍,只要手中沒有武器,就可以大大方方地“還鄉生產” 。

      父親他們這幾個人都是文職人員,剛好抓住這個機會,如果再遲幾天,共產黨政策一變,就可能插翅也難飛了。當時,每個人還都拿著一張“通行路條”走到沈陽車站。偌大的車站人山人海,本該是喧嘩沸騰,此刻卻鴉雀無聲,好似一個古老的廢墟。每一條線都很有秩序地排隊等候買票,有的已經排到車站外的廣場,有的像“S”形轉來轉去。令人震驚的是,沒有一個人大聲說話,更沒有一個人吵鬧插隊。而排隊買票的長龍之中,大部分都是平常不可一世的國軍官兵。一夕之間,全變成了守紀律、第一流的國民。

      看著眼前的景象,徐天祥說:“共產黨真行! ”父親卻認為這是控制下的產物,因為中國人沒有約束自己的能力。

      四十年后在臺灣,父親和孫建章在調查局里面,調查員李尊賢把筆憤然地摔在桌上,磔磔冷笑并大聲地斥罵:“你們竟然能穿國軍的衣服走出‘匪區’ ?這就夠了,你們已經證明自己就是‘匪諜’ 。 ”父親后來坐在攬翠樓“柏楊居”的陽臺上,回憶與現實糾葛著,他說: “在調查局里,手握生死大權的特務,有幾個有能力約束自己?而這些都是腐敗的征兆。 ”能說出“你們已經證明自己就是匪諜”這句話,足見客觀的智商已經被主觀的權力完全蒙蔽,使愚蠢的思維更加蔓延膨脹,永無止境而不自知自己的墮落。

      抗戰末期,政治就腐敗到極點,軍事是政治的延長,軍風、軍紀皆蕩然無存。這是我們這一代永遠不會了解的地方。

      從歷史中可以看見,在戰亂的地域,國軍跟土匪、強盜沒什么分別,有力氣的就橫行霸道,沒力氣的就沿路乞討,軍人從不排隊,揮舞手中的權力,甚至消費從不埋單。如今巢穴傾覆,只好規規矩矩,失去靠山,連膽也碎了。

      父親這一行三人,從上火車,到下火車、出站、過街、雇馬車南下山海關,跟大家一樣都是安安靜靜的,每個人都是沉重的臉色。這是一趟奇異經驗的危險之旅,入夜之后冷風颼颼,馬路兩旁涌出大批全副武裝的解放軍,緊夾著馬向前進發。這批解放軍是林彪的第四野戰部隊,正要南下攻擊北平,這趟馬車上的親眼所見,父親對于解放軍當時軍風的嚴明,不禁咋舌稱奇。

      在黑暗中,那些驟馬疾奔的戰士,常常高聲發問: “你們是哪個部隊的?怎么有車可坐? ”馬車這邊總是回答: “我們是國軍。 ”甚至加強地說: “我們是蔣匪。 ”那些純樸的戰士們就會一言不發,從沒有人刁難。馬夫有時還吆喝他們: “讓路!讓路! ”他們也都踉踉蹌蹌地讓路。見慣了國民政府軍隊的兇惡,對眼前的親眼所見,正是“婦孺與王者之師爭道” 。

      父親對當時所眼見的情況,產生了滄海桑田的感覺,把解放軍這種質樸和軍紀,與國軍官兵相比,實在有人位演替的感慨,雖然不至于讓自己的基本信念破碎,但是也有了動搖。

      后來在臺灣就有人責難: “把共產黨說成王者之師,那國軍成了什么? ”我覺得針對親眼所見的現象,與自稱仁者之師的國軍相比較,長久享受權力自然就腐敗,觀感上絕對是個強烈的對比。這是定律,可想而知。如果我們自己都還不能徹底反省,一味地只追求自我感覺良好,傲慢地強辯,里子全失,討點面子也爽,或死的鴨子嘴硬、巧言狡辯,這種意識形態,恐怕更加愧對犧牲在戰場上的三軍將士了。

      解放軍的行動跟傳統行軍恰好相反。他們都是夜間上路,天微亮就進入村落,分別住進民宅,門口從不站崗哨,一個村落里雖然駐扎了大軍,表面卻毫無異樣。他們的崗哨都藏在屋頂上,居高臨下,一覽無遺。跟父親這批人同樣方向前進的,除了解放軍,就是成群結隊的國軍將士。經過一夜坐在馬車上緊張地行走,在接近山海關的時候,他們看到一位國軍軍官,斷了一條腿,鮮血一滴一滴地滴在路上,他雙肩架著支架,一步一跌,跌下去再艱難地自己爬起來,然后再一步一跌。他是湖南人,父親回憶說:“他告訴我們他要回家,家里還有母親、妻小。他在新六軍當少尉,清澈的大眼睛流露出堅忍的意志。我從口袋找出一塊大頭,塞到他的手上,他收下來說將來定要回報。 ”戰爭的殘酷,無論是軍是民都會遺留無限的傷痛。多年后,海峽兩岸終于開放,許多來臺的軍民也都重回家園探親,這位軍官下落不知如何,恐怕已成春閨夢里的人了!

      千辛萬苦,終于穿過山海關,抵達唐山,這個位于河北省東北部的城市,仍是國民政府在控制,三個人再轉乘火車前往北平;叵脒@次長途而艱苦的奔波,一路上失魂落魄又提心吊膽,看見許多跟著政治風向走的“變色龍” ,也在稍后遇到仍然趾高氣揚的國軍上校組長。

      他們決定以第三軍官訓練班教官的身份,投奔設在北平的陸軍軍官學校第一軍官訓練班。孫建章另行投奔友人,父親和徐天祥就直接到了目的地。一位上校組長一看到這兩個人狼狽的樣子,還沒聽完就拉下臉來,用手掌拍打桌子,大叫: “你們為什么不抵抗? ”哇!兩個年輕人嚇住了,也不敢坐下,因為對方官階太高了。上校又叫一聲:“你們為什么不抵抗? ”嚇!好大的氣勢!這種架勢應當派到最前線去沖鋒陷陣才對,在后方是埋沒人才,實在可惜!

      類似情形屢見不鮮,有些政府高官,當然也包括低官,即使是退休下來,仍然官架十足、聲勢懾人,坐領雙薪再拿獎金,都是民脂民膏,讓小民望之興嘆,F職更是作威作福,種種腐敗,焉能不?

      “我們是文職人員,不是帶兵的官。 ”兩人輕聲回答。一只食指已經戳到他們兩人的鼻梁了:“哎!你們還強辯,革命軍人就是準備隨時犧牲。 ”看這“三顆梅花”大義凜然的態度,父親回嘴說: “北平已經朝不保夕,你去干吧! ”說完兩個人就走出辦公室。

      人要有尊嚴,就要付出代價,然而,即使是付出慘痛的代價,也必須維護一個人最基本的尊嚴。也就是委曲是為了“求全” ,沒法求全,就不必再委曲了。

      兩個人走出辦公室,也同時走入絕境,只有四處流浪,有一餐沒一餐地維持生活。父親對饑餓和貧窮充滿了憎恨,不能原諒自己的無能。

      這個上校,不知道最后他是否也逃命?到臺灣升官,還是留下來“抵抗” ?掛星星的可能性比較大,因為他是絕頂聰明的,叫別人去送死,他自己第一個逃命。

      當一個大時代的兒女,是何等艱辛,當一個戰亂里的百姓,更是何等不幸。這是一種苦刑,中國人民就在這個無期徒刑里,日復一日地煎熬。

      有一天,父親忽然遇到百泉初中的同學朱光弼,當時已經是北京大學四年級的學生。他鄉遇故知,兩人意外又驚喜。父親就常到北京大學,跟朱光弼徹夜暢談、對床而眠,聽他講些無產階級革命的種種故事。

      朱光弼在西南聯大讀書時,已經是一個狂熱的共產黨員,是北平地下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勸父親如果肯洗心革面,他答應由地下管道,將之送至城外人民解放軍總部。父親說:“我愿意洗心革面,但是我不愿意到人民解放軍總部。 ”此時,國民政府的江山,大半已經落入共產黨之手,一個知識分子是不是向共產黨靠攏,成為檢查他是不是進步人士的唯一標準。

      可是,父親最注重自由,不喜歡任何的拘束。他們兩個年輕人在意識形態上有很大的差異,但是感情上卻更加深厚,每天同進同出,早上吃早點,也都由朱光弼付賬,患難見真情,讓父親十分感動。

      突然有一天的傍晚時分,收音機在詭異懸疑的氣氛中,慢慢地廣播: “華北總部、人民解放軍聯合公報:第一……”“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將軍,與共產黨簽署了一個政權轉移的秘密協議,解放軍不費一槍一彈,就進入了河北,接收了北平,結束了著名的平津戰役。

      霎時間,城內的百姓傾巢而出,他們不敢相信一直所依賴崇拜的傅作義將軍會拋棄他們,百姓到處流竄打聽消息。直到第二天早上,北平出現了另外一種氣象。每一個路口都有三個哨兵,一個是已經將“剿匪”兩字拿掉的華北總部戰士,一個是人民解放軍戰士,一個是北平市警察。朱光弼在剛成立的人民大學門口,拉著父親的手,要推薦他去讀研究部。 “國民黨會毀了你,你有志難伸。 ”朱光弼說,“共產黨有無窮的天地,愛才如命,你要留下來,新中國需要你。 ”父親支支吾吾,未置可否。兩天后,人民解放軍堂堂皇皇地進入了北平城。

      這一年,是歷史上一個特殊的轉折點。一九四九年一月,國民政府在大陸的基業完全地崩盤。這時候北平只剩下一家報紙,就是《世界日報》 ,它的老板是成舍我,后來在臺北創辦世界新聞學院,保護了不少被蔣家父子迫害至走投無路的知識分子。這份報紙正在連載張恨水的一篇小說《開門雪尚飄》 ,描寫抗戰勝利后,回到北平的一對年輕夫妻,丈夫是一個低微的小職員,太太美麗非凡,丈夫的同事和長官們,都向她展開攻勢。有一次,妻子應邀參加舞會,丈夫尾隨著進入警衛森嚴的大院,從外向里偷窺,只見妻子美如天仙,而那些自己平時都要哈腰鞠躬、他們連“哼”都不會響應的高級長官們,現在正一個個笑容滿面,奉承諂笑地圍繞著他的妻子,做丈夫的心都凍結了。宴會后,妻子半夜返家,丈夫嘆息說: “我們不應該這么早結婚,你不屬于我這個階層。 ”妻子說: “太晚了,睡吧! ”這樣的對話真是傳神。第二天一早丈夫起來,妻子已不在身邊,桌上留了一封信,寫著幾句簡單的抱歉的話,向丈夫告別。丈夫驚慌地打開屋門,發現已下了一夜的雪,雪花片片仍在飄著,連妻子的腳印都看不見了。這是抗戰勝利后的故事。父親說: “大概因為我太早嘗遍世態炎涼,所以會感到特別地蕩氣回腸。 ”

      受不了這讓人窒息的氛圍,父親決心繼續逃亡,朝向幾千公里之外的南方未知世界逃亡。我不解地問道: “逃亡能上癮嗎? ”其實當時父親是坐困愁城,因為身上完全沒有錢了。

      一九四九年二月,正是陰歷年的除夕,徐天祥來了,握著父親的手,說: “國民黨已經完了,你已經被遺棄一次,不要再被遺棄了。 ”父親有一個極度向往自由的性格,受不了任何制式的捆綁和約束。徐天祥知道他去意已決,神色凝重地掏出十四個銀元,說:“這是路費,拿去吧!一路平安!國民黨氣數已盡,沒有生存的希望,我就留在北平。 ”其實最讓他們悲痛的,就是從沈陽逃到北平,一路上被國民政府拋棄的經歷,令人不寒而栗。

      父親感激地收下這份金援,約了幾位東北大學的同學,匆匆結伴南下。

      這是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跟幾個月之前,從沈陽出走的情形一樣,晨曦朦朧中悄悄上路,擠上全是傷兵殘將的火車,汽笛陣陣哀鳴,刺入心臟,也震動耳膜。他們從北平坐火車到天津,從天津坐汽車到濟南,再從濟南坐火車到坊子,從坊子穿過無人地帶到青島,再從青島坐船,如此輾轉數日之后,終于抵達上海。沿途,父親不斷地思念著那遠在輝縣的妻子紹荷,和未曾見面的大女兒冬冬,以及息縣的秀英,和牙牙學語的二女兒毛毛。寒風刺耳,思鄉錐心,面對茫茫前途,孑然一身,都化成模糊的眼淚。這一年,父親二十九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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