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扁平化的地球上，期待世界文學新視野(袁筱一)

　　將近兩百年前，歌德提出了關于“世界文學”的概念。不過，和簡單的字面意義所能夠包含的想象或許大相徑庭，歌德關于“世界文學”的提法與其說是一種各民族或各種語言的文學共生共榮、其樂融融的畫面———歌德勾勒的這幅畫面極具欺騙性，讓我們誤以為“世界文學”屬于自然的、事實的范疇，而我們的目光就是神奇的藥水，使得這幅因為歷史原因隱去的畫面自然浮現在我們的眼前，毋寧說是一種理想和對新的文學構成方式的呼喚。

　　然而奇怪的是，雖然一經提出就已經成為一面令人歡欣鼓舞的概念旗幟，但“世界文學”的概念卻自誕生之日起就一直在遭遇生活強有力的抵抗。不僅僅因為在當時的德國，建立在平等、和諧以及相互理解之上的“世界文學”還只是歌德一個“樂觀的預見”，更因為在后來并不漫長的兩個世紀里，“終將把所有民族都聯接起來”的“全人類共通的同情心”早已幻滅。技術的進步貢獻于“世界文學”的頻繁交流，更貢獻于令人憂慮的全球化進程。失去了文學的差異，也就失去了交流的必要性。沒有了異時性作為襯托，曾經以找尋不同文學之間的同時性為目的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當然會陷入迷途。

　　歌德可能沒有想到的是，在某一個時間的截面上，文學的平等交流可以顯得有些虛幻，有些幼稚。20世紀顛覆的其實不是世界文學的樂觀設想，而是文學本身。既然社會不再美好，也不再蘊含著美好的因素，那么文學何為？　一百多年之后，歌德的同胞阿多諾沉痛地問道：奧斯維辛之后，我們還能寫詩嗎？文學不再能夠作為普遍的價值從眾多的差異中分離出來，建立屬于自己的世界，從而保證差異的合法性與平等性。

　　但或許還有歌德的價值體系在這兩個世紀中所遭遇的困境。不論歌德是否愿意，浪漫主義的價值已經在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繼承，這既是他當初世界文學愿景的部分實現，卻也是使其主張的平衡與和諧逐漸失去光彩的原因之一。20世紀里，文學里的浪漫主義，它對絕對、極致的偏好幾乎在世界各地的社會里都找到了革命的形式，無論出口是什么，卻似乎最終都導致了真與美、善的分離。波德萊爾頌揚的“惡之花”已然開遍了世界各地，作為預言的浪漫主義勝利了，而勝利的代價就是，現在我們已然知道人性之惡的真相，卻也失去了可以抵抗真相，自我救贖的武器，哪怕是虛幻的。

　　如果我們忽略所有政治的因素，世界文學就還能夠以差異為前提，用以佐證文學作為普遍價值脫離社會群體而必然在世界游走。這種普遍價值可以是對人性的思考———即使用質疑的方式；也可以是與 自然的關聯；當然，更可以、也更應該是對語言的鐘愛與探索，哪怕是無度的，以摧毀性的方式。我很喜歡普魯斯特的一句話：“捍衛法語語言的唯一方式是攻擊它�！币埠芟矚g據此延伸出來的另一個判斷：“捍衛文學的唯一方式是攻擊它”，攻擊意味著：在作品良莠不齊的森林中，站在自 己的位置上，挑出值得攻擊的作品，讓它經受不同語言的考驗，不同經驗的洗禮。

　　我的確相信，語言是文學的基本信仰，對語言的鐘愛使得文學可以作為普遍的價值脫離獨特群體而取得世界身份，掙脫時間和空間的束縛。因而，對于值得攻擊的作品而言，在不同語言里的翻譯是必然來到的，不同語言的翻譯也必然參與到不同語言的文學傳統里。20世紀在種種的滄桑背后，有一個大家不太愿意看見，同時也不太愿意承認的事實是：假如世界文學存在，唯一的原因就只在于文學是可以在世界范圍內繼承的遺產，語言并沒有為其劃定法律的邊界，無論是什么語言，只要仍然是鮮活地存在著，一直是文學世界繼承的有力支持者。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從來不以為語言是文學的障礙，這話又或者可以反過來說，跨越語言是我們繼承世界文學遺產的唯一方式：無論是想要繼承其他語言的文學，還是想要將自 己的文學作為禮物遺贈給全世界的語言。

　　直至20世紀的后半葉，依然還有很多人文的學者相信，是包括文學在內的文化自身具有兩種方向完全不同、卻能夠彼此制衡的傾向：向外的，不斷出走，融入他者的傾向和回歸自身傳統，不斷翻新傳統的傾向。這并不是兩種非此即彼的傾向，而出走與回歸也必然成為書寫文學和文化歷史的必然條件。

　　所以說，文學的世界性遺贈是一種循環，一旦進入這種循環，便是接受與給予的糾纏不清。因此有了歌德看到 《風月好逑傳》 《玉嬌梨》 之后的欣喜，更有歌德作為世界文學的遺產，在全世界范圍內，隨時隨地進入他者的文學。我們又如何能夠分得清楚，歌德究竟是遺產的接受者，還是遺產的贈予者？至少歌德是不太焦慮這件事情的，因為他明白，他能夠讀到 《風月好逑傳》 《玉嬌梨》，能讀到大量的印度、波斯和阿拉伯文學，有一天，在中國、印度、包括廣闊的阿拉伯地區，也一定也能夠讀到他的作品。他也許相信，兩個世紀以后，就像他讀到中國文學里的克制、忍讓、溫良與和諧，暗喜“于我心有戚戚焉”一般，也一定有散落在全世界的，各種語言的讀者在讀到了他的作品之后，也暗喜“于我心有戚戚焉”。世界文學的發生，是因為對異的 向往，因為想要撥開異的迷霧，抵達共同的真與美而達成的理解和同情。世界文學需要基于一種假設，假設不同民族、語言的文學產品之間的差異是無高低等級的差異，哪怕從一個單獨的時間界面來看，這并非事實所在。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面對20世紀70年代以后，借用“世界文學”之名揭露世界文學概念中的烏托邦成分的后殖民之旗，我總是有些心存畏懼。揭露固然是抵達了一些真相———而且這真相往往是由歐洲文明 內部的人揭露出來的，因為他們深深感受到在文化、文明的不平等往來之后，歐洲的文明也多少遭到了“報應”，面臨困境；但揭露的戰斗性也同樣會遮蔽一些真相。

　　這些年，越來越多地聽到一種聲音，說中國的文學、文化、文明已經向別的文學、文化、文明學習了太多，我們已然身處文化殖民的陷阱之中。甚至，這里面還有沒說出的潛臺詞：我們的文學和文化被改寫得太多，是時候該去改寫別的文明和文化了。文學的世界性循環如此變成了一種交易和交替，淪為以一種文化為中心的殖民去代替另一種文化為中心的殖民。

　　我相信，這一變化對中國的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者，當然也是對外國文學的研究者，提出了更加尖銳的問題：倒不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我們習慣在每一個世紀之交來臨之際重復一個學科的死亡假設———，而是，我們的世界文學藉以存在的假設究竟是什么？　是基于理想的構建，還是基于事實的解決？甚或報復？　歐洲文明的反思者至少有一點是對的，倘若文化殖民是不可忽略的事實，作為殖民方，他們和被殖民方一樣，都不是———與我們想象的正相反———文化殖民的受益者。

　　歌德是因為這個才值得懷念的吧。他身上有一種屬于古典時代的，對理性的，對更美好、更溫暖、更高尚的社會的無條件信仰。對超越民族、超越語言的價值的無條件信仰。我也是因為這個，才開設了一門20世紀世界文學的課程。盡管有些天真，我仍然還是覺得，哪怕歌德的價值體系在今天已經備受質疑，我們還是能夠成為他的繼承者，期待、呼喚并且投入平等的世界文學的構成。事實上，平等的世界文學并不體現為在兩個具體的對象之間，業已產生的，質量相等的交流與影響，而是體現在我們是否以平等的方式構成世界文學的關系。因為說到底，是作為構成的文學關系終將決定還未發生的文學的面貌，世界的，或者民族的。如果有一天，我們能夠理解，文學地圖的繪制終將決定文學的歷史，我們或許也就能夠期待一種世界文學研究的新視野了。

　　(作者為翻譯家、華東師范大學外語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