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與布朗肖(袁筱一)

　　相較于莎士比亞略顯粗俗的勃勃生機，布朗肖，以及所有的“法國理論”的后繼者們多少有些過于精英主義的味道：需要怎樣漫長的道路，才能意識到語言的沉默之必然與必須呢？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在讀布朗肖，或者說，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整套的布朗肖有多么的不合時宜。

　　今年是莎士比亞去世的四百周年，媒體上鋪天蓋地的都是莎士比亞，中國也不例外。沒有人能不愛莎士比亞，也沒有人敢不愛莎士比亞———托爾斯泰也許是個例外———因為他懷著那樣一種生機勃勃的激情在擁抱著這個世界。不是真實的世界，而是語詞鑄就的世界。喬治·斯坦納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就已經懷著同樣的激情懷念莎士比亞的時代，這并不意味著十六世紀或者十七世紀的歐洲是一個更好的文學時代，而是對于十六世紀或者十七世紀的西方作家來說，那是一個發現語言的巨大財富并且能夠欣喜地將之運用到自己的創造中去的時代。運用到自己的創造中去，這意味著無條件地相信語言可以是世界的全部。我們的價值觀，高尚或者猥瑣，正直或者卑鄙，誠實或者奸詐，一切都來自于我們對語詞的定義，句法結構的規定甚或是篇章的布局。

　　然而這個幸福時代轉瞬即逝，很快西方就陷入了對語言的深切懷疑之中。這是我在對20世紀文學的閱讀中能夠深切感受到的。懷疑無疑是痛苦的，雖然在一些特殊的時代，懷疑也帶來了新的創造力。就懷疑時代的創造力而言，喬伊斯可能是英語世界的代表之一，以不亞于莎士比亞的詞匯量充滿反諷地彰顯了語言的力量；而布朗肖則是法語世界的極致代表，當然是以另一種簡潔而晦澀的方式，雖則布朗肖自己很少在小說領域實踐。撇開時間的概念，我始終以為，在某種意義上，存在著兩種形式的寫作：一種是像莎士比亞那樣，相信表現可以預言世界本身，寫作也可以是對周遭的世界充滿好奇的一種方式，鮮活的語詞與活生生的人的世界彼此纏繞，發散著欲望的氣息；另一種則是深植在寫作的內部，但卻對語言的能力充滿絕望，想要憑借語言殺開一條血路。在這條道路上，絕望與勇氣是并存的：正因為語詞可能到了不再能夠覆蓋、預構世界的時刻，所以才要把所有的賭注都押上，直至消失為止。

　　發現布朗肖，并不是今年的事情。早在商務出版 《文學空間》 的時候，或者稍微晚一點，在我翻譯一本傳記的時候。女傳主本人對于大多數中國讀者來說倒是個陌生的名字，但圍繞著女傳主的，不論男女，卻都是影響了法國20世紀的人，大約總是因為20世紀上半葉法國的復雜情況，其中就包括布朗肖。

　　外國文學的閱讀往往和作者的傳奇經歷分不開，我亦不能免俗。倒也不是因為他有什么香艷的故事，恰恰是因為他的沉默，或者說，有人竟然用隱退的方式影響了法國五六十年代知識分子，怎么說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在今天這樣一個擅長遺忘的時代完全不可想象。布朗肖的沉默固然有一部分原因來自他在三十年代和極右和反猶那些說不清楚的事情，他沒有辦法解釋從右到左，從反猶到解放運動，思想究竟經歷了怎樣的變化，但是我相信，他的沉默應該更多來自對寫作本質的認定。在 《未來之書》 收錄的《文學消失》 一文中，布朗肖說：“聽到些怪問題，比如：‘當下文學是何走向？’甚或：‘文學何處去？’是驚人，但最驚人的是，如果一定要給個答案，也簡單：文學走向自己，走向本質———消失�！�

　　倘若割裂了20世紀的西方世界的狀況，這一判斷當然是無效的。歐洲用了幾個世紀的時間，通過無數同仁———科學的，或者哲學的———一起努力，一點點地消磨，大家終于發現，語言自此可以被驅逐出真理的范疇。在這一懷疑達到高潮的時刻，就是西方文明危機論來臨的時刻。因為語言和敘事被判定為謊言，上帝與上帝的禁令與訓誡一起死亡，人類就再也無法自控地上演一幕幕荒誕的鬧劇。20世紀上半葉所發生的一切不幸證明了這一判斷。

　　但是作為語言的最后陣地，文學，又究竟能有怎樣的作為？　這是布朗肖，包括布朗肖所影響的一代“法國理論”家們試圖回答的問題。對于法國來說，那是在薩特之外找尋其他道路。他們的回答是：折返到自身。盡管折返自身充滿了危險。在布朗肖看來，寫作本身包含自殺的結構。但是無論如何，這是語言被驅逐出真理之地之后的唯一出路。因為只有這樣，文學才能作為語言的維護者向人類知識的其他領域發起反擊，在1947年的 《文學及死亡權利》 中，他難道不是報復性地寫道：“書寫者在革命中重識自己。后者之所以吸引他，是因為它就是文學從中創造歷史的時間�！庇酶�通俗透徹的話———雖然這并不是布朗肖的喜好———來說，布朗肖要說的意思就是，倘若文學被逐出真理的領域，歷史卻也因為寫作脫離了現實場域，作為否定自身的敘事，它同樣與真理毫無關系。

　　布朗肖因為這個才把卡夫卡當作一個經典的案例來對待吧。折返自身，以不在場的方式宣告存在。之后的事實是，即便消失是文學的必然命運，然而，作為書寫的一部分，消失同樣也是不可能的。他對遺囑執行人布洛德的叮囑成為了后世的書寫者津津樂道的話題。在昆德拉的筆下，布洛德毫無疑問是背叛，膽敢出版卡夫卡生前要銷毀的手稿，膽敢再出版卡夫卡不愿意再版的所有出版物。同樣對德語文化無限親近的布朗肖卻將布洛德事件視為書寫的象征性命運：“摧毀作品”也成為卡夫卡作品的一部分。是卡夫卡為我們留下閱讀空間，從而留下導向復數真實的前提條件。我們不是總在設想，如果沒有布洛德，卡夫卡會顯現出怎樣的文學面貌嗎？　如果沒有布洛德的選擇，沒有布洛德的腳注，沒有布洛德的書信，沒有布洛德的“背叛”？

　　所以，昆德拉與布朗肖的根本差別就在這里：如何看待閱讀在作品生成中的作用？布朗肖更傾向于閱讀的不可或缺。無論如何，布朗肖本人首先是一個閱讀者：在他從政論記者的身份隱退之后的三十多年時間里，他幾乎只寫文學評論。在20世紀后半葉，法國的文學評論占據了文學生產的重要之地，而不再只作為文學生產的附屬產品存在，這一點應該極大程度地歸功于布朗肖，或者與布朗肖有一定交往，且與布朗肖惺惺相惜的羅蘭·巴特的影響。文學評論之外的作品被他限制在一個非常狹窄的空間里：篇幅不長的敘事作品。所謂的敘事也曾經帶給文學非常奇怪的生產力，以實驗的方式為文學可能的多重空間樹立某種典范。我挺喜歡的敘事作品 《等待，遺忘》就是這樣：他和她之間既可以被當作兩人之間的交往來讀，也可以被看做寫作與閱讀的關系締結，甚或遺忘與記憶，再或是———更終極一點———語言的等待與沉默。每一個寫作者都經歷過令人絕望、卻又激動人心的等待，對沉默的語詞的等待。布朗肖對這種等待的描述幾乎無法超越，他說：等待，是不失去方向的迷途之地，是沒有游蕩者的顛沛流離。

　　然而，假如語言被逐出了真理之地，建立在語言之上的文學的復數和沉默是或然的出路所在，布朗肖暗示的這條出路卻并非沒有危險。它是以失去確定的意義為代價的。這也是布朗肖備受指責之所在。法國的另一位作家和哲學家西奧朗不無戲謔地如此評價布朗肖：“我用布朗肖的 《最后的人》 來學習打字。原因很簡單。書非常迷人，每句話就其自身而言都熠熠生輝，但是毫無意義。沒有你能夠抓住的，讓你停下的意義。只有語詞。是在機器上探索鍵盤的理想文本�！�

　　相較于莎士比亞略顯粗俗的勃勃生機，布朗肖，以及所有的“法國理論”的后繼者們多少有些過于精英主義的味道：需要怎樣漫長的道路，才能意識到語言的沉默之必然與必須呢？　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在讀布朗肖，或者說，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整套的布朗肖有多么的不合時宜。我們在今天已然全面進駐詞語玩弄自身的時代，也許，重回莎士比亞才是更明智的選擇，因為至少我們還有可以讓自己一勞永逸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