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翁的時代是一個什么時代？(吳晨)

——從400年前的十里秦淮遙望泰晤士河南岸

　　十七世紀的英國(相當于晚明)，戲劇作為一項上至達官，下至庶民的新興娛樂項目，流行開來。這是一個處在上升期同時又充滿變數的英國，一個對王室的前途憂心忡忡的英國，一個徹底從歐洲大陸脫離了的英國，一個新教初立與天主教廷分庭抗禮的英國，一個開始與西班牙在大航海時代爭霸并最終勝出的英國，一個開拓新世界并構建日不落帝國的英國。莎士比亞的戲劇恰恰在這轉折時期橫空出世，上承歷史、描摹當下，吁嘆悲喜、放眼全球，仍然是勾欄酒肆的歡愉場，但其中深意卻為后人幾百年傳頌。

　　莎士比亞的時代，恰恰是一個轉折的時代；一個地理大發現、英國國力上升(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所帶來的貿易(與北非的和新大陸的)和經濟(大批的學徒)發展的時代；一個科學萌芽的時代，地球儀已經發明，鐘被廣泛應用；既是一個愛慕奢華的時代：威尼斯出產的玻璃高腳杯和細長鐵質木柄黃銅銘文的叉子成為新富的追捧；又還是一個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前積蓄的時代，仍然充滿了專制與蒙昧：宗教沖突諜影重重，也造就了不少的血腥(天主教士被處以極刑分尸棄市，滿足氓眾對人血饅頭的感官需求)。

　　用動蕩來形容這一時代，似乎描摹的還不夠深切，這是一個每個人都不安其位的時代，是一個變革將至但仍方向懵懂的時代。莎士比亞的時代，也恰恰是中國的萬歷年間。對比晚明的氣象與大不列顛帝國前身的英國，有類似商業文明的燦爛，有類似民眾的蒙昧，卻又有明顯的不同——對世界的認知、對科學的態度。小國為地理大發現而歡呼雀躍；大國卻因為君王怠政而頹唐。莎劇跨越時間與文化，恰恰是一把重要的規尺，鉤索出那400年前的因，也讓人深思這幾百年后的果。

　　打開新世界，走進商業時代

　　1580年(萬歷八年)，德雷克爵士成為英國歷史上第一個也是全球第二個駕船環游地球的人；1592年英國制造出自己的第一臺地球儀；1599年世紀之交發行的全球地圖；這些不僅僅是科學的進步與對探險精神的推崇，也改變了英國人的世界觀——世界的邊界變得可知。英國在隨后與西班牙的海上霸權之爭中獲勝，開啟了海洋商業文明的紀元�！渡�士比亞的動蕩世界》一書以德雷克環游世界的銀質紀念章作為開篇，有它的深意。作為一個歐洲邊緣的島國，如果沒有對浩瀚大洋的探索和對新世界的開拓，它可能永遠會被捆綁在歐洲大陸的政治漩渦之中而無從發展。新世界給予了一種全新的發展可能。

　　莎士比亞的時代，這種可能仍然是某種朦朧不清的，但是商業的氣息已經籠罩、環繞。劇院，就是當時商業娛樂的新鮮玩意兒。票房(“Box Office”)這個英文詞的來歷，據說就是在劇院入口處收一便士門票的陶罐(顯然是為了防止門房中飽私囊)，陶罐在后臺被砸碎，硬幣被收在一個大錢箱里，箱子則被鎖進密房。

　　看客中有達官顯貴，更多是庶民。莎士比亞的戲劇也是最早的大眾消費品，花上一便士就能買到站票在劇場里觀賞。商業的發展需要都市，需要工人，需要新的生產，也造就新的娛樂。當時的倫敦有10萬學徒，這些學徒要七八年才能出師，才能結婚(當時的一般人可能十五六歲就已結婚)。在力比多的驅使之下，這些學徒需要到戲院去找樂子，也可能聚眾鬧事。劇院自身也有學徒，劇院的生意也需要其他行當學徒的捧場。熙熙攘攘的泰晤士河南岸，應該相類于天橋或是秦淮，勾欄酒肆，說書唱戲，商賈舉子齊聚，甚或后者的繁華是前者的數倍不止。

　　然而消費的發展，在英國可能更沒有禁忌，甚至前代帝王的陵墓和物品也成為和戲劇一樣的消費品。西敏寺已經有了導游，歐洲的游客花上一個便士就能在導游的引導下找到先王的墓穴，聆聽宮廷的故事，甚至王后的干尸幾十年后還在陳列，還會被后人親吻。多么不可思議的情形。

　　北京和南京不是倫敦效仿的他者，英國人對東方帝國的想像，仍停留在馬可·波羅筆下的大都與帖木兒大帝的神勇。在莎士比亞的眼中，魔都是“威尼斯”——當時的全球貿易的中心，自由與享樂的中心，同時也是莎翁許多出戲劇的平臺。

　　從刑場到劇場

　　莎士比亞的“環球”劇院在泰晤士河南岸，從倫敦城過去，要么乘船，要么走過倫敦橋。十七世紀，叛國者被處以極刑之后仍然會分尸示眾，處刑者的頭顱就插在倫敦橋的桿子上，讓過橋去河南岸看戲的人都能看到。菜市口與天橋毗鄰，仿佛法場變化多樣的處刑與戲臺上的劇目一樣，都是群眾的娛樂項目。

　　絞架與戲臺在英語里通用一個詞，因為都是聚集了看客的地方，而且，似乎在民智未開的年代，大眾對“人血饅頭”的喜好，中外亦然。買了站票在舞臺腳下看戲，和在喧鬧的人群中，圍觀斷頭臺的感覺應該非常類似。想像一下那個袁崇煥在菜市口被凌遲處死的場景，和從劊子手手中爭食其肉的氓眾。

　　嗜血的蒙昧與官方的忠君教化共謀。不過，在英國，這樣的共謀與另一種“愛國主義”的宣傳——對地理大發現與海上爭霸掠奪的推崇——并列，讓人覺得錯位即將到來。

　　類似的，階級的觀念仍然根深蒂固。官方規定衣物服色，雖然晚明商賈階層亂用服色已是正常；英國也規定成年男子需要戴氈帽，但是這種規定背后又有重商主義的色彩，因為氈帽出自本地羊毛產品。

　　莎翁自然也不可能免俗于他的時代。雖然劇團主要依賴商業演出，但是來自君王與貴族的贊助仍是重要的收入，尤其在災難時期。例如，新王詹姆士一世登基時，倫敦爆發大瘟疫，國王劇團(莎翁的劇團)在別宮漢普頓宮演出，得到103鎊的酬勞，還有額外的30鎊，作為瘟疫期間封箱的補貼。莎士比亞也很可能為君王親自撰寫溢美之詞。據說，把女王描摹為永恒的時鐘的《致女王》這首詩，就出自莎士比亞之手，甚至有可能他粉墨登臺，親自在1599年的一次宮廷演劇中朗誦(不知道伊麗莎白二世女王90壽秩，是否有人以此詩祝壽？)

　　時代的靈魂，世界的莎劇

　　有人評價莎士比亞，認為“人人都能在莎劇中看到自己命運的鏡像”：一方面他是“時代之靈魂”，所有當代的沖突和變革，如地理大發現、以及觀察世界新的方式或者新技術新發明，在莎劇中都有所反映。但與此同時，他從來不把自己限制在特定的歷史框架之內，會去探究的是人類社會和人生的根本問題，因此他在任何時代都能得到共鳴。

　　《莎士比亞的動蕩世界》書中多次提到了這樣跨時空的共鳴。曼德拉就把自己的名字簽在了《凱撒》中關于勇氣與死亡的段落旁(“懦夫在未死之前，就已經死過好多次，勇士一生只死一次�！�)，而這部偽裝版的莎士比亞全集在為抗爭種族隔離而囚禁的斗士的監舍中傳遞。

　　4月23日開始，在四公里長的泰晤士河沿岸，莎士比亞的環球劇院持續上演37出戲劇的十分鐘濃縮版，而在過去兩年到200多個國家巡演的莎劇《哈姆萊特》也將回到環球劇院上演最終的一出。

　　在描摹晚明的十里秦淮時，有人探討了一種可能性：商業文明的發展似如脫韁的野馬；科考舉子的潮聚迸發出朝議的力量；而溫柔鄉里的名妓，仿佛主持沙龍的名媛，令聲息相通者有了肆意討論的空間，尋芳獵艷倒在其次。那晚明最后的幾十年所綻放出的，的確指向了另一種歷史的可能。在紀念莎翁逝世400年和那個他肆意的時代之際，我們也不妨去想像下，當《桃花扇》400年的時候，我們該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