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達：不安的繆斯(李舫)

http://www.jchcpp.cn 2016年05月13日09:28 來源：光明日報 李舫

　　墨西哥女畫家弗里達·卡羅(Frida Kahlo)一生創作了大約兩百件作品，它們構筑了其生活的世界，還原了墨西哥艱難的成長。作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她將自己的出生日期從1907年7月6日改為1910年7月7日——墨西哥革命爆發于那一年。這是她對自己的一個祝福。她就如同一只勇敢倔強的雄鷹，站在墨西哥的仙人掌上，帶著一生的傷痛，帶著滿載的獵物，驕傲地俯瞰著周遭的一切……

　　我出生的那天

　　上帝病了

　　那一天，他病得很重

　　1928年的一天，秘魯詩人巴列霍在巴黎街頭流浪。他孤獨，他寂寞，他苦悶，他悲涼，他憂郁，他潦倒。走投無路中，巴列霍寫下這樣的詩句，詛咒上帝，更詛咒被上帝拋棄的自己。

　　是的——這一天，上帝病了。

　　但是，絕望中的巴列霍也許并不知道，上帝病得最重的，還不是他出生的那一天。

　　艱難、凄慘卻又執拗的生命

　　1907年7月6日，南美洲的陽光一如既往地熱辣，病入膏肓的上帝送來了一個瘦小羸弱的嬰孩，攝影師的父親威廉·卡羅是匈牙利裔猶太人，母親瑪蒂爾德·卡爾德隆則兼有西班牙與印第安血統。墨西哥城南部的一個古老居民區——科伊奧坎街區，弗里達·卡羅出生在一幢墨西哥風情的藍房子里。從外表看，這幢位于德雷斯街和艾倫德街交叉處的房子與科伊奧坎街區的其他房屋沒有任何區別。47年后，她在這座藍房子里結束了苦難卻豐沛的一生。

　　在后來的各種敘述中，弗里達·卡羅將她的出生日期修改為1910年7月7日——這一年，墨西哥革命爆發，大街上充滿了流血和戰亂。這是她一生中對自己說過的無數假話之一，她認為，自己與當代墨西哥一起誕生。也許，她的出生就是一個最大的謊言，有誰知道。

　　故事就從這里開始了。這個女人卑微而驕傲、狼狽而莊重的一生，從此被照亮。

　　然而，很少有人能像弗里達這樣，只要她出現，我們的心便不知不覺被吸引。她像一顆不滅的星辰，讓太陽的光芒也變得黯淡。在弗里達用南美風情和政治暗喻鋪設的迷宮里，我們心甘情愿地迷失、迷醉，與她一起跋涉，一起歌哭，一起在云端俯瞰大地，一起在泥濘里掙扎，哪怕沉向萬劫不復。一個多世紀前的陽光穿越時間的迷障，更加光明朗照，洞天徹地。一個多世紀前的故事抖落了歲月的塵埃，更加骨骼清麗，楚楚動人。

　　沒有人的生命比她更艱難。6歲時，弗里達得了小兒麻痹，致使右腿萎縮。18歲那年，弗里達遭遇一起嚴重的車禍，這造成了她脊柱、鎖骨和兩根肋骨斷裂，盆骨破碎，右腿十一處骨折，整個腳掌粉碎性骨折。此外，她的肩膀脫臼，右腳脫臼、粉碎性骨折。一根鋼扶手穿透了她的腹部，割開了子宮，從陰道穿出，使得她終身不能生育。此后一個月，弗里達不得不平臥，被固定在一個塑料的盒式裝置中，很多時間都靠插管維系生命。弗里達的傷痛如影隨形，伴隨她一生，她必須依靠酒精、卷煙、麻醉品來緩解肉體的疼痛，但是，她奇跡般地活了下來。

　　沒有人比她的生命凄慘，也更執拗。車禍后不久，有整整一年的時間，弗里達躺在床上一動不能動，就穿著由皮革、石膏和鋼絲做成的支撐脊椎的胸衣。為了打發禁錮在床上過于無聊的日子，弗里達拿起了畫筆，在固定身體的石膏上繪出一只又一只蝴蝶。未曾想，這成為她終身的職業。

　　父親為她買了筆和紙，母親在她的床頭安了一面鏡子。透過鏡子她開始觀察自己，描繪自己，鏡子里的自己就是她的整個世界。自此，弗里達著手于一系列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藝術形式的創作，它們莊嚴地表現著女性真誠、現實、殘忍、苦楚的品質。生命黯淡到極處時，她從自己的藝術創作中找到了安慰。在很多方面，她的美術作品是她在醫療過程中的個人痛苦和斗爭的編年史。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歐洲，畢加索、馬蒂斯、蒙克等一批畫家已經確立了現代主義的地位，后現代主義、超現實主義也已興起，正在醞釀一場革命。達利在巴塞羅那舉辦了第一次個展，康定斯基的《幾個圓圈》已完成。與此同時，遠在墨西哥的弗里達，也從身體的陣痛中恢復過來，完成了她人生中第一幅真正的作品——《自畫像》。

　　孤獨和無奈，天才和激情

　　弗里達有黑色的長發，兩條濃密的長眉毛就像鳥兒的翅膀，下面是一對迷人的大眼睛。她嬌小敏捷熱情四溢，喜歡華麗曳地的墨西哥傳統服飾，佩戴名貴的寶石，這配上她那幾乎連成一字的濃眉，成為她最著名的特征。

　　在這些洋溢著南美陽光一般的熱烈敘事中，獨具個性和色彩的墨西哥女畫家弗里達·卡羅從一個世紀的光影中清晰地浮現出來。她固執地站在那里，對于兜頭而來的黑暗，甚至連不屑的神情都不屑做出。

　　弗里達就那樣執拗地站著，走著，躺著，跑著，甚至是——活著，死著，華麗而頹敗，貞潔而放蕩，瀟灑而倔強，澎湃著原始的生命力、震撼力，讓人想起賈科梅蒂刻刀下那些破洞百出的雕塑，想起埃貢·席勒畫筆下那些遍體鱗傷的面孔。弗里達，與其說她是一個世紀前一個偶然的存在，不如說她從來都是潛伏在我們心底的一個必然的回響。她從一個世紀前走來，風風火火地帶著煙雨和塵土，變成了我們的一部分，又血淋淋地從我們的身體和靈魂中剝離出去，執拗地向未來而行。我們沿著她的暗示的指引，剖開了我們包裹著的心腹，放空了我們血管中的潺潺熱血，敲擊著我們錚錚作響的骨骼，召喚出那沉睡在我們舊夢中的真我。

　　這，是荒謬，更是殘酷。

　　22歲的時候，弗里達嫁給了年長她20歲的墨西哥壁畫家迭戈·里維拉，成為第三任里維拉夫人。很多人都不看好這段婚姻，他們卻成為終生的情人和愛人。

　　弗里達纖小而熱烈、刻薄而沖動，猶如馬爾克斯小說中的人物；迭戈肥胖而奢侈、虛榮而多情，仿佛出自拉伯雷的作品。

　　此時，迭戈剛剛從法國回來，其作品正風靡歐美，是墨西哥壁畫運動的三杰之一，而他卻敏銳地在弗里達從未經過訓練的稚嫩的畫作中，看到了她與眾不同的潛質和才氣。他鼓勵弗里達堅定地畫下去：“我畫那些我在外面世界看到的東西。而你，只畫內心的世界。這太棒了！”他卻又不停地放縱自己，在感情上一次又一次地背叛和傷害她。他辯解道：“這僅僅是做愛，這就像握手時用了點力氣而已。何必在意呢？”沒有人能夠像他那樣了解她：“她的作品諷刺而柔和，像鋼鐵一樣堅硬，像蝴蝶的翅膀一樣自由，像微笑一樣動人，悲慘得如同生活的苦難，我不相信還有別的女藝術家能夠在作品中有這樣深刻的闡述�！币矝]有人能夠像他那樣摧毀她。弗里達對迭戈說：“我的生命中有兩次大的災難，一次是車禍，一次是你。而你，是最糟糕的�！�

　　弗里達的繪畫作品源于她的孤獨和無奈，更源于她的天才和激情。她大部分作品描述的都是自己的故事，寂靜中的自己，無聊中的自己，痛苦中的自己，畫得最多的是自畫像。結識迭戈之后，迭戈與她一起走進她的作品，她畫出了她對他的愛和恨，他對她的愛慕和戕害。迭戈和弗里達的姐姐克里斯蒂娜陷入不倫之戀，弗里達痛不欲生，畫下了她最血腥的一幅畫《少少掐個幾小下》，猩紅的血濺到畫框上，把畫中的世界和我們連在一起，沒有了里外。此后，弗里達剪去迭戈喜愛的長發，與眾多男男女女開始了紛繁復雜的性愛和戀情。

　　弗里達一生經歷了大大小小32次手術和三次流產，最終因腳部感染而截肢，后癱瘓在床，依賴麻醉劑度過余生�！拔也辉副宦裨�，我躺著的時間夠長了，燒掉我吧！”在極度的痛苦中，弗里達說。弗里達截肢后，迭戈為了更方便地照顧弗里達，回來與她復婚。

　　2002年，美國女導演朱麗·泰莫將弗里達的一生拍成電影《弗里達》。這部電影甫一亮相威尼斯電影節，便驚艷了世界。超現實主義加荒誕主義的表現手法，使得影片充滿了卓越的想象力和穿透力，影片的音樂、美工、服裝與弗里達的繪畫風格高度吻合，艷麗奪目，素樸醇厚。電影中有一個迭戈為與弗里達復婚而再次求婚的場景，令人難忘，這場充滿了矛盾和沖突的戲，被朱麗·泰莫處理得節制而平靜：

　　弗里達：你掉肉了。

　　迭戈：你掉腳趾了。

　　弗里達：你來是悼念我的腳趾的？

　　迭戈：你好嗎？

　　弗里達：我都不想談論這個，否則聽起來糟糕透了。

　　迭戈：我……我來這里是為了向你求婚的。

　　弗里達：我不需要人來可憐，迭戈。

　　迭戈：我需要。

　　弗里達：我失去了一只腳的腳趾，我的脊梁沒有用了，我的腎被感染，我抽煙，喝酒，說臟話，我不能生孩子，我沒有錢，而且還欠醫院很多錢……我還需要繼續說？

　　迭戈：聽上去就像一封推薦信。弗里達，我懷念我們在一起的日子，請嫁給我。

　　弗里達和迭戈既是愛人，也是同志、伙伴、朋友，他們是墨西哥國家文化財富這枚硬幣的兩面。兩人結婚后，搬到了迭戈置辦的新家。這是一個有趣的“家”，弗里達和迭戈分別住在一個院子里的兩幢房子里，房子由一座天橋相連，隱喻了他們之間相互依賴又相互獨立的奇特關系。

　　弗里達和迭戈都堅定地信仰共產主義，一生為了信仰而奮斗�？v使離婚的那一年，他們也沒有真正分開，仍然彼此關心和幫助著對方。在弗里達死后，迭戈才意識到她的愛有多么強大，弗里達的葬禮那天，據朋友的形容，他“像被切割成兩半的靈魂”。三年之后，迭戈追隨弗里達而去。

　　墨西哥的雄鷹

　　弗里達一生創作了大約兩百件作品，它們構筑了弗里達生活的世界，還原了墨西哥艱難的成長。

　　弗里達將自己的出生日期從1907年7月6日改為1910年7月7日——墨西哥革命爆發于那一年。這是她對世界的一個謊言，也是她對自己的一個祝福。

　　延續七年之久的墨西哥革命是現代墨西哥社會政治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里程碑，它伴隨著弗里達的成長。革命后的墨西哥逐漸形成的獨特政治結構養育了墨西哥現代文明：在有組織的農民和工人團體支持下，革命制度黨長期保持其政治優勢，在總統競選中一次又一次地戰勝對手，直到控制國家政權——這是墨西哥現代化轉型的濫觴。弗里達目睹了這個國家從混亂到有序、從戰爭到和平、從孱弱到富強，目睹了廣袤的沙漠里如何長出一塊又一塊生命盎然的綠洲。

　　夜晚會過去

　　沒有急切的思鄉之情

　　我們的傷口是一曲探戈

　　我們的靈魂是流血的手風琴

　　今夜我們的心一直在一起

　　這首西班牙歌曲唱出了她喜憂參半的內心情感。

　　弗里達身后的宏大時代，也是她生活的寥廓世界。這個世界有著充沛的熱量、重量、能量，它用自己的方式提醒弗里達她的渺小和殘缺，然而，她卻時時不甘地證明著她在這個自己無法主宰的世界里的強大和暴烈。

　　“墨西哥像一塊被揉皺了的手帕�！�

　　最早侵入墨西哥的西班牙征服者科爾特斯對這里分布廣泛的陡坡地面做了這樣一個形象的比喻。東瀕墨西哥灣和加勒比海，西南臨太平洋的墨西哥，擁有多種多樣的自然條件和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豐富的坡面地形，南北連接北美洲和拉丁美洲、東西瀕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獨特地理，為墨西哥文化的孕育提供了豐厚條件。

　　墨西哥人的祖先——太陽神和戰神威濟洛波特利曾經預言：雄鷹叼著一條長蛇站在仙人掌上的地方，就是莫西卡人的永久定居之地。按照神的預言，1325年，莫西卡人在特斯科科湖的小島上建起了特諾奇蒂特蘭，亦即今天的墨西哥城的前身。今天，墨西哥的國旗、國徽、貨幣上的圖案都繪有雄鷹叼著一條蛇屹立在仙人掌上。

　　弗里達就如同一只勇敢倔強的雄鷹，站在墨西哥的仙人掌上，帶著一生的傷痛和滿載的獵物，驕傲地俯瞰著周遭的一切。

　　弗里達的畫作中約有三分之一是自畫像，她在日記中寫道：“我畫自己，因為我總是一個人獨處，我是我自己最了解和熟悉的事物�！彼�那些飽受傷害和荼毒的自畫像，如同一次次無聲的哭泣。那些無頭的、無腳的、撕裂的、流血的自畫像中，她將一次次無聲的哭泣轉化為一個個戲劇化的形象，而她自己，則安靜地站著，走著，躺著，跑著，甚至是——活著，死著，默不作聲卻轟轟烈烈。

　　“生命萬歲！”

　　這是1886年的巴黎，舊的世界將要逝去，19世紀正逼近它的最后一個十年。

　　春冰已泮，初春和暖的陽光仍舊那樣溫柔地照著，生命平靜而有節奏地向前律動，一切如常。然而，平靜的外表下好像有什么在萌芽，一寸一寸地生長。一群貧困潦倒的藝術家——塞尚、西涅克、修拉、梵·高、高更、馬里內蒂、博喬尼……聚集在巴黎，狂熱地試圖為他們所執著的新的藝術表達方式尋找一條出路——建立共產主義者聯盟，實現現代主義對古典主義的革命與顛覆。

　　這是1953年的墨西哥，舊的世界已經過去，20世紀正在走向成熟的后半個百年。

　　春風如醉，酷熱的陽光照耀著仙人掌叢生的荒漠，這是弗里達短暫一生中為數不多的春天了，生命平靜而有節奏地向前律動，一切如常。弗里達剛剛做了一次骨頭移植手術，但不幸的是移植的骨頭發生病變，所以得再做手術取出來。一些朋友正在謀劃為弗里達組織畫展，這是弗里達在自己國家舉辦的第一次個人展，對飽受病痛折磨的畫家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勝利。弗里達躺在她的四柱床上，被抬進了展廳——既然醫生限制她在床的范圍內活動，那么就讓床也成為她身體一部分吧！

　　半個多世紀前，以巴黎為軸心，現代藝術正在開啟它的革命時代。半個多世紀后，在遙遠的墨西哥，一個傷痕累累的盛裝女人帶著刀光劍影的詭譎和蕩氣回腸的決絕為它畫上了一個完美的休止符。

　　現代派藝術緣于現代科技兩個軸向的突飛猛進：空間和時間。

　　1889年，埃菲爾鐵塔拔地而起，它是當時地球上最高的人造物體——凌空1056英尺，它使得人們感官的視點發生變化，重要的不是從地面仰視高空，而是從高空俯視地面，立體的事物變得扁平，高度消泯了空間。古巴比倫人未建成的巴貝塔在這里建成了。于是，埃菲爾鐵塔在一夜之間成為巴黎的象征，并且宣告“這個光輝的城市”成為現代主義的首都。

　　1907年，作為對未來最奇跡的征兆，汽車以一種奇怪的笨拙方式進入藝術，這是為了紀念第一次世界汽車大賽，賽程從巴黎到波爾多，獲勝的那輛汽車——潘哈德—列瓦賽爾5號的復制品被豎立起來。盡管這部車的速度與蛤蟆跳的速度相差無幾，但在藝術家眼里，“一輛如炮彈般風馳電掣的汽車比沙摩特拉克的女神更美”，這是人類第一件以機器為對象的雕塑品。

　　現代藝術就此開始——在空間中占領高度，在時間中占領速度。這是以前的人們所無法體會到的感受。時間——空間，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物質的存在方式，而是現代科技所帶來的人們探知世界的兩個新的觸角，從這里開始，現代主義藝術諸先鋒流派創造了他們最早的神話。

　　然而，就在歐洲現代派藝術引吭高歌的時候，在墨西哥一座普通的藍房子里，弗里達用她稚嫩、沒有經過系統訓練的畫筆攀上了人類藝術在空間和時間兩個向度上的高峰。

　　巴黎，以它特有的寬容和見識冷冷地注視著她。要那些已經習慣于用古典主義方式來審視美的眼睛真正理解和接受這個行為詭異、畫風怪戾的女人也還需要一段時間。從一出生開始，他們就看慣了那種陰暗沉悶的繪畫，生活中一切激動人心的感情和筆觸在畫面上都轉為柔和平緩的曲線，感情是冷漠的、旁觀的，畫面上的每一細節都被描繪得精確而完美，平涂的顏色相互交接在一起。

　　而現在，掛在墻上的那令他們步履蹣跚的繪畫，是他們從未見過的。平涂的、薄薄的表面沒有了，情感上的冷漠不見了，歐洲幾個世紀以來使繪畫浸泡在里面的那種褐色肉汁也蕩然無存。弗里達大膽地畫出她對生命的無上崇拜、對現實的無上熱情、對世界夢幻般的印象和追逐。她將光、空氣、土地的內斂、植物的根須、生命的律動揉進她的作品中。弗里達無聲地宣告：新的紀元開始了！

　　她的畫傳承了純正質樸的印第安文化血統，發揮了墨西哥民族獨特的“生”與“死”的主題，將印第安神話與她的個人經歷，墨西哥民族的歷史和她個人的現實全部融進她那色彩斑斕的顏料中，形成了具有神話和魔幻特質的風格。用她的畫筆，弗里達謙卑地與這個世界爭辯，又驕傲地與這個世界和解，正是她畫作中那不可能存在于文明社會的勇氣和力量，令所有人為之動容，為之迷惑。

　　生命中的夜色愈加濃重，弗里達卻愈加渴望光明。1954年6月，健康每況愈下，她預感到死神在逼近，要求人將她那張四柱床從臥室的角落搬到過道，想多感受明媚的夏天，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聽聽命運的腳步。一個月后，弗里達最后一次出現在公共場所，是在一次共產黨的示威活動上。此后不久，她睡著了，再也沒有醒來。

　　弗里達在最后的日記上寫著：“我希望死是令人愉快的，而且我希望永不再來�！彼�的最后作品是一幅色彩濃艷的西瓜，切開的西瓜熟透香甜，其中一片上寫著大大的幾個字：“生命萬歲！”

　　她是燃燒的火焰，在幽暗夜空中冉冉升起；她是飛翔的小鳥，在夜里能抓住光芒�！�—她就是地獄，她就是天堂。

　　(作者為人民日報高級記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