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批評營造另外的意義空間(李德南)

　　關于批評和文學的關系，斯坦納有一個說法：“文學批評應該出自對文學的回報之情�！碑斘业谝淮巫x到這句話時，就有種被照亮的感覺。我個人從事文學批評的時間并不算長，可是從一開始，這種觀念就是我所追慕的。我并不認為從事批評是一件苦差，從中我時常得到很多的快樂。然而，在當下從事文學批評的工作，也并非沒有遇到困難與困惑。困難既是個人意義上的，又是公共的。

　　今天我們正在經歷著一個文明歷程的全球轉向，按照尼爾·波茲曼的說法，這是從印刷文明轉向視聽文明，也是從闡釋時代轉向娛樂時代。在他看來，18和19世紀是包括紙質書在內的印刷品盛行的年代，那時候，印刷品幾乎是人們生活中惟一的消遣，公眾事務也是通過印刷品來組織的。思想的表達、法律的制定、商品的銷售、宗教的宣揚、情感的表達等等，都通過印刷品來實現。閱讀印刷文字的過程，則能促進理性思維。他舉例說，“18和19世紀的美國公眾話語，由于深深扎根于鉛字的傳統，因而是嚴肅的，其論點和表現形式是傾向理性的，具有意味深長的實質內容�！辈ㄆ澛�把印刷文明占主導的那個時期稱之為“闡釋年代”，而到了19世紀末，隨著以電視為元媒介的視聽文明的崛起，“娛樂時代”開始出現。公眾沉醉于種種娛樂消遣，不再喜歡閱讀，也不再像以往那樣理性地思考。電視正把已有的文化轉換成娛樂業的廣闊舞臺，公共生活、精神生活也開始變得前所未有的輕浮。不管是政治也好，還是宗教、教育也好，都成了一種娛樂業。

　　在這樣一種文明轉向當中，文學批評的危機也隨之出現了。較之從前，批評的聲音變得越來越微弱。它無法去跟新聞競爭，也無法跟緋聞競爭。尤其是理性的、有深度的聲音，很容易被喧囂的流行話語所覆蓋，成為一種相對沉默的所在。而這種相對沉默，在中國經常被視為文學批評失語的罪證之一，批評家也可能會因此對自身工作的意義感到困惑。

　　困難與困惑，也來自青年批評家如何在職業和志業之間獲取平衡。在今天，有很多批評家都在學院、研究院里任職，而在現有的學術體制中，包括文學史研究在內的學術研究往往被認為是高于文學批評的。這也會給希望以批評為志業的學院批評家造成一定的困擾。

　　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制度的建立，肯定了批評的重要性，視批評為一種體面的精神事業，也為批評營造了另外的意義空間。對于正在成長中的青年批評家來說，這一理念之光的照耀，以及制度的切實保證，無疑是非常關鍵的。我們所有受聘者將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相互砥礪，不斷提高自己，不斷深入文學現場，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事業盡職盡責、盡心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