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作家安德魯·林賽的長篇小說 《面包匠的狂歡節》 注定會引起爭議。爭議的焦點主要在于小說存在大量縱欲狂歡的描寫,而對這些情節所作的若干負面評價,恰好來自出版社編輯就此書撰寫的文案。文案認為,林賽寫作此書意在對縱欲狂歡作道德批判,鑒于其大致介紹了小說的故事梗概,這里不妨引用幾句:
意大利小鎮巴切賴托的居民懷揣各自 的欲望,不自知地過著荒唐而滑稽的生活:要為上帝照相的盧伊吉,用獨腿跳舞的苉雅,色情暴虐的牧師,肥胖縱欲的面包匠……《面包匠的狂歡節》中有隨心所欲的性愛,有為所欲為的譫妄,卻并不能激發起令人愉悅的興奮,相反,這種放棄所有倫理與信仰約束,對放縱的任性演繹讓人不寒而栗,仿佛讓我們看到了我們內心深處最不可見人的陰影,向我們揭示了我們在“惡”上無限的潛能。
仔細想想,為上帝照相,或用獨腿跳舞,荒唐是荒唐矣,但怎么就是“為所欲為的譫妄”呢?我倒是看到了科學家探索世界的堅韌精神,和殘疾人身殘志不殘的無畏勇氣與樂觀心態。再說“肥胖縱欲的面包匠”,難道說一個人因肥胖就不許縱欲了嗎?還是說,縱欲的罪過因他的肥胖而生生放大了若干倍?退一步來講,他的縱欲,只發生在面包房內,不玷污眾人視聽,與女友也是兩廂情愿,不存在暴力相向。他的無節制,也只說明他體力倍兒好、胃口倍兒棒,為何要給扣上一頂“放棄所有倫理與信仰約束”的大帽子呢?
編輯的文案,或許有其面對公共道德輿論的難為處,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無意中,卻把整個小說的題旨給弄擰了。不過,有趣的是,這個文案對欲望與道德之間關系的曲解,恰恰成了小說題旨的反面,也就是小說大力鞭撻的靶子———比如那個“色情暴虐的牧師”艾米萊的真正罪過,其實不在于色情暴力,而是他的“維多利亞式”的偽善。
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偽善,是正在上升中的資產階級價值觀,和對法國大革命無節制暴力所受到的思想刺激的兩兩結合的產物。這個產物很厲害,它讓如狄更斯、薩克雷、喬治·艾略特這樣的文學巨匠,寫遍人世一切罪孽,但他們的文字,仍然是典雅、干凈而非“骯臟”的,它們不涉對任何人體器官及其分泌物的描寫。呈之于我們面前的,便是那個時代的男女是萬萬不能如廁、洗漱和談論這方面的話題的。這個奇妙的偽善,也讓艾米萊這樣的牧師,明明對十三歲少女弗朗西斯卡欲火難耐,卻偏偏還要在大庭廣眾之下發表一篇漂亮的宣道。同維多利亞時代的男女一樣,他也是不忍目睹弗朗西斯卡的月經帶的存在的。但問題恰恰是,這些東西是我們人類生活須臾不可忽視也沒法忽視的重要主題。
于是,整本《面包匠的狂歡節》的敘事,就呈現出這樣兩種迥異的風格:一是維多利亞偽善模式下,大量魔幻、荒誕的“神經官能癥”群像描寫。牧師之外,作者還寫到吉安尼因肥丑被女友甩掉、盧伊吉給上帝拍照、苉雅用獨腿跳舞而遭眾人指指戳戳,引為談資和笑料。在維多利亞偽善模式下,和諧系于丑(不)聞(幸)的腳不沾地、足不出戶。而一旦出了家門,老黑胖丑窮殘的失戀與失態,是要受到眾人關(圍)懷(觀)和憐(嘲)憫(笑)的。
由此,我們也就理解為了消弭這種偽善,林賽所采取的另一種敘事,亦即無所顧忌的“拉伯雷式”描寫。法國作家拉伯雷在其巨著《巨人傳》中,一點也不忌諱對色情、暴力、人體器官及其分泌物的展現。因為說到底,人既非圣賢,也非惡魔———這兩者都是我們想象出來,供膜拜和批判的———道德,是人性的;色情、暴力、人體器官及其分泌物,也是人性的。林賽在書中探討的字母“I”(亦即“我”),就很好地體現了這一創作思想:
這個垂直平面連接天和地。從身體的角度來說它代表人的脊椎,一端連接大腦,一端通到肛門……生活正是由這兩個區域之間的沖突與調和構成的。一端是尊貴,看起來難以企及;另一端卻如此的低俗和基本:一個由屁股、土地、糞便和重量組成的世界。是“I”解決了這一矛盾———一座連接純潔的思想王國和遍地糞便的現實世界的橋梁。
讀者將會注意到林賽通過大量食與色的關聯描寫,追溯宗教、古代農耕慶典和酒神精神的淵源,調和信仰和肉身之間的關系,并賦予性以神圣合法的尊嚴。小說最后,吉安尼所制作的罌粟籽面包被當成圣體由眾人分食?駳g中,一切階級的、宗教的、社會身份的標簽,統統脫落了!拔覀兪谴蟮氐囊徊糠,不可分割,就像春天里山坡上嬉戲的羔羊……我們真正地、真正地到達了神性的那一刻,神圣,沒有原罪,我們赤身裸體,清白無辜”。
因而,這本小說在闡釋人性善惡的主題上,有別于英國作家威廉·戈爾丁的《蠅王》。同樣是將人置于某種相對極端的環境下以觀察人性的變異,《蠅王》突出了人性之中根深蒂固的惡,并加以無情地批判。而《面包匠的狂歡節》更像是重新接續了歐洲中世紀基督教節日中,通過狂歡進而釋放、撫慰與調和人性各種需要的傳統。兩者之間相距五百年,這五百年對人與人性的理解差別如此之大,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值得我們咂摸沉思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