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小者的“尋暖”與“霾”的隱喻(郭艷)

　　陶麗群《尋暖》(《青年文學》2015年12期)以溫婉而尖銳的筆觸進入到被傷害女性的內心，在深水靜流般的敘事中，呈現出悲慘人生境遇中女性掙脫被物品化、被奴役命運的抗爭。作者將少女成長的曲折心路和被拐賣婦女的精神痛苦相互映照，來自社會的傷害和來自家人的出賣一并讓親情蒙羞。無愛的成長和被當做物品的命運讓少女和沾滿污名的“她”相互憐憫同情，建立起真正親人般的情意。荊永鳴《出京記》(《十月》2016年2期)是打工妹的老題材。小說摒棄了敘述者的同情腔調，也屏蔽了對打工妹苦難化、欲望化的摹寫方式。小說的重心在于敘述美麗、精明、能干的農村女孩在身份、地位和精神生活上融入城市的艱難。打工妹們結束身體在城市的流浪，她們在城市無所皈依的精神漂泊依然是最殘酷的現實之一。

　　王剛《喀什噶爾》(《當代》2016年1期)題記是：“青春痘時代的青春痘祭”，這依然是一部具有非凡文學才能的成長小說。青春期的傷感迷惘和馬群的長笛聲一起回響在喀什噶爾，而這些都以一個個少女背影為絢爛的敘述基調。少年的身體與精神在一個體制化的年代瘋長著，他的單純魯莽和率真簡單，甚至于膽小、自私和狹隘，這些都在對于正常人性的堅持中顯示出無可置疑的精神主體性。而那塊在王藍藍面前掏出的“皺巴巴骯臟的手絹”，無疑是對于青春痘祭最為恰當的象征和隱喻。

　　在近30年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隨著下崗、分流、股份制等等社會體制的變化，工業題材日漸淡化，工人個體也日趨消融在日常性經驗敘事中，工人階級已經鮮被提及，然而產業工人并未消失，其獨特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依然可以成為具有獨特性的文學敘事。李鐵《水邊的阿迪利亞》(《中國作家》2016年2期)通過敘述水班女師傅張麗亞一系列故事，重現了當下女工人的形象。1980年代工廠女工大多有著明朗、單純的心理和性格特征，淳樸善良和淺陋簡單成為女工人的標簽。而當體制不再從先進工作者、勞模的角度給予工人階層以精神上的加持和褒揚的時候，工人們除了勞力賺取金錢，除了在企業流水線麻木地機械勞作，或者經歷下崗分流之后的失落痛苦之外，他們依然存在著豐富活躍的情感和精神感知。張麗亞是一個經歷人生苦難而堅韌包容的女性，這個女人對于人性寬度和厚度的理解無形中改變了水班八個男工人混沌、粗鄙的內心。小說從水廠尋常故事講起，落腳到人性的理解和善意�？嚯y在這里不著一字，卻顯示出女工人張麗亞超越苦難的精神主體性。一如薩特所言：真正的救贖，并不是廝殺后的勝利，而是能夠在苦難之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寧。如果說李鐵筆下的工廠和工人屬于一飲一食的城市平民現實生存，那么邱華棟則更多聚焦都市男女的欲望特征�！对乒瘛�(《當代》2016年1期)在洞察世事的清醒敘事中，小說張弛有度又綿密細致地勾勒出一幕生子鬧劇。通過作者的層層調度，凸顯出女主人公功利主義算計的深心和強悍，最終，這種沒有母性和妻性的女人在強大的傳統男權視角中徹底潰敗——“云柜”也最終抵達了小說的反諷和隱喻。

　　曉航《霾永遠在我們心中》(《十月》2016年2期)敘述了發生在兩個虛擬城市的愛與愛欲，隱喻當下中國嚴重的環境問題，以及人心頹敗荒涼中岌岌可危的精神倫理困境，兩對男女主人公無疑影射了現代城市人的自私與卑怯。作者精心虛擬出兩座城市，終日霧霾繚繞的離語城和貌似潔凈卻即將干渴而死的新安都，在這里，朋友是用來出賣的，身世是用來欺世的，藝術甚至生理缺陷都是可以用來騙人的……“霾”作為巨大的隱喻盤旋在整個星球以及每一個還有著正常感受力的人的內心深處。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流行的小知識分子題材在當下依然能夠聽到百年后虛弱的回應。李師江《非比尋�！�(《當代》2016年2期)通過“我”在都市日常性生存經驗的凌亂敘事，非常真實地呈現了當下小知識分子的落寞與糾結�！拔摇奔炔辉敢怆S波逐流安于平庸，又無法安適自己躁動的肉身與精神。心里有著對于鄉土親人不絕的思念和牽掛，但是卻因為長久的隔膜無法表達彼此的內心，“我”甚至在物質和精神上無法給予老父老母一絲安慰。這種懦弱、卑怯和自私是通過袒露“我”不堪的個人生活而實現的。對于青年來說，似乎要么在被規訓中世故成熟，從而可能獲得世俗的成功；要么在無限延長的青春期中成為需要懺悔與救贖的浪子。只不過，當下的虛無幻境中的青年，不再有郁達夫式的弱國寡民的呼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