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去詩篇渾漫與——王蒙和他的“季節系列”長篇(汪兆騫)

http://www.jchcpp.cn 2016年04月26日09:51 來源：北京日報 汪兆騫

　　編者按  

　　草長鶯飛的季節，人民文學出版社迎來了60周年華誕。60年來，這座位于朝陽門內大街166號的小樓往來無白丁，堪稱新中國的文學史最權威的見證人。供職于人民文學出版社多年的資深編輯汪兆騫的著作《往事·流光——見證文學的光榮年代》，講述了自己與中國當代文學大家的相交往事以及他們成名作的誕生故事，堪稱一本個人視角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讓我們管中窺豹，聽汪兆騫聊聊他眼中的王蒙——

　　穿灰西服的中文老師

　　勞改時王蒙自稱一頓飯能吃一斤多窩頭，而且不拉屎。問其故，曰：“勞動將它們全部轉化為熱能�！�

　　我是王蒙先生的學生。與王蒙先生的自謙“我是學生”不同，王蒙先生的的確確當過我的大學老師，與我有過兩年師生相處的既簡單又難忘的經歷。

　　初次見到王蒙，是我上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在一個很明麗的初秋的一天，中文系主任和王景山先生領著一位身著嶄新灰色西服打著領帶的年輕人，走進我們的教室，極簡單地向大家介紹說：“這是王蒙，今后他將是你們現代文學的輔導老師�！蓖趺上虼蠹尹c點頭，他那瘦削的臉上并無表情。

　　我是在這年暑假時，從時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兼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嚴文井處，得知王蒙要到我就讀的北京師范學院當老師的。

　　我家住遂安伯胡同，與嚴文井住的東總布胡同非常近。1959年讀高三時，軍旅作家王愿堅帶領我拜訪了兒童文學作家嚴文井，從此成了嚴老家的�？�。王愿堅家住祿米倉胡同，離我家一箭之遙，算是我的文學啟蒙老師。

　　1960年，我曾讀過王蒙1956年4月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那時，因此小說成名的王蒙已被打成“右派”，但我還是很欣賞“少共”作家的勇氣和才氣。

　　王蒙生于1934年，時年28歲，比我大六歲，比我班中年長的，也就是大三四歲。但他的履歷，令我們相形見絀、嘆為觀止：他1948年入黨，翌年十四歲半取得干部身份，1950年16歲到北京女二中黨支部巡視，19歲寫成長篇小說《青春萬歲》，1956年發表《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后雖因此淪為“右派”，但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對此曾幾次為他說過好話，那還了得嗎！

　　1962年，雖然剛剛經歷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政治斗爭相對緩和，但深入到人們骨髓里的階級斗爭意識，仍然讓大學生們對曾經的“右派”王蒙還是多幾分警惕和疏離。并不像《王蒙自傳》中所說，大學“它的氣氛是美好的，清潔的”。他在自傳中提到的馮立三等一大批莘莘學子，在王蒙離開不久，被打成了反動學生，便是血淋淋的事實。

　　當然，中文系的學生，大都有文學之夢，崇拜作家很是正常。但開始接觸王蒙時，他的那一臉深奧的嚴肅，那套一上身后就再未脫過的灰色西裝，讓學生看不清躲在殼子里的王蒙。我將這種感覺告訴嚴文井。嚴文井笑著對我說了句：“那不是真正的王蒙�！�

　　果然，接觸久了，有了與王蒙平等的乃至天真的傾心交流，情況不同了，在他充滿睿智幽默而不失真誠的話語中，舉凡小事、大道，都讓我們感覺到他的人生至理，還有深深的人生傷痛。一次下鄉勞動時，問到他落難后到潭柘寺南辛房大隊一擔石溝勞動的情景時，他不講自己，卻講了那里批斗會幾乎都在深夜進行，《北京日報》的漫畫家李濱聲幾乎被批得昏倒在地，夜夜鬼哭狼嚎。勞改時王蒙自稱一頓飯能吃一斤多窩頭，而且不拉屎。問其故，曰：“勞動將它們全部轉化為熱能�！�

　　王蒙談往事時，總是舉重若輕，這是王蒙面對人生困厄的自信？還是擁有智慧的煎熬和困惑的痛苦？

　　真正讓大學生有些莫名的是，作為中文系助教的王蒙，平日里從不與學生談論文學，即便是你主動向他請教文學問題，他總是跟你打哈哈或機警地把你引向別處。你根本無法知道他的文學觀念是什么。于是不少大學生說，一個只讀過初中的人，你能指望他教給你什么學問？

　　但當他走上講臺，給學生輔導魯迅散文時，學生們才真真見識了王蒙的才學和襟抱。

　　那次他講的是魯迅的《雪》。大學教材里，與魯迅有極深感情的馮雪峰，在解讀此文時說，南方的雪，象征自南而來的北伐革命。而王蒙則認為，魯迅筆下北方的蒼勁孤獨、悲愴奇倔的雪，現出了魯迅的風骨。王蒙說：“我們假定魯迅寫雪的時候并非有意識以北方的雪自況自喻，但是既然是魯迅，他的書寫對象上就浸透了魯迅的悲愴與傷痛，孤獨與奇絕�！毖┡c人間社會的關系可以不是比喻關系，卻必然是聯想關系。

　　教室一片寂靜。在教室里聽王蒙講課的我，突然發現進入化境狀態的王蒙，是如此滔滔不絕，這般的神采飛揚。他那連珠的妙語，把高深的理論、玄妙的概念、奇異的想象轉化為深刻的道理、文學的知識和令人豁然貫通的啟發。

　　當身著那件已略顯陳舊西裝的王蒙，結束了如詩一般充滿想象、充滿智慧、充滿創見、充滿章法、充滿和諧與挑戰，又充滿了激情和靈感的講座，教室里爆發了熱烈的掌聲。

　　到了1963年12月底，王蒙突然宣布他將去新疆工作，這讓我們既震驚又失望。中文系的總支副書記畢玲(丈夫為后來當了外交部部長的吳學謙)，在中文系的一次文學活動中告訴我說，王蒙是位有才華的作家，他選擇到生活中去，不愿囚禁在校園，我們支持他的選擇。

　　與王蒙告別，沒有什么儀式和活動，那時不興擁抱，我無語地握了握他的手。那天，他穿了一件厚實的新棉襖。表情如往日極為平靜。

　　詩人王蒙

　　這部小說早在1956年就投給中國青年出版社，清樣打出，卻幾次擱淺，到了1979年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那時王蒙已45歲，而我也快到不惑之年。

　　王蒙是1979年調回北京，任北京市文聯專業作家的。

　　我和《十月》的編輯也是北京師范學院的學弟章仲鍔去看望了闊別16年的王蒙先生。我告訴他，去年我讀過他的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最寶貴的》，感覺很親切。

　　王蒙比當助教時略顯胖了，也強壯些，臉上的微笑更輕松自然。我留意到，他身上的穿著干凈得體。記得16年前他的那套灰色西裝漸漸變得油漬麻花，有時一抬手，會有毛線從袖子里禿嚕出來，勞動后躺在炕頭，蹺起的腳上襪子破得露出白白的腳后跟。

　　我知道，那是對命運不公的一種抗爭，或道家的虛靜，恬淡而坦然是他生命的基色。用我們學生的話，那是一種保護自己的絕頂聰明。

　　王蒙頻繁搬家，不妨礙我不斷到他的新居去看他。但從1985年到1989年間，他先后當了中央委員、文化部長后，我一次都沒再登門拜望。

　　1985年，中國作協第七屆全國優秀小說獎，在南京舉行頒獎大會，因我責編的《麥客》獲獎，也忝列責任編輯獎而應邀到南京。王蒙作為作協負責人與葛洛等到會，主持大會并講話。王蒙因才學而超脫，因超脫而幽默，在他講話時，順便也幽了我一默�！尔溈汀肥前�括王蒙任主編的《人民文學》等七家文學期刊的退稿，我卻把他發在《當代》。對此，王蒙在會上笑著打哈哈：“兆騫，邵振國(《麥客》作者)給你送了什么禮，才發表了他的《麥客》？”以這樣的幽默方式夸他的學生，振國大笑，我也大笑，大家都笑。會后，我們師生二人合影留念，如同當年我們一起勞動時，在果林里談笑那般親切自然。

　　不去攀附，不等于不關注，我關注的是作家王蒙。

　　“五七”歷劫歸來的王蒙，在歷史反思與文化反思的視角中，自有他特定的、不同的藝術追求，體現出他情感的特質和流向，以及審美把握方式和他獨特生活經歷之間的聯系。他重回北京后的創作，探索是多方面的，既繼承文學民族傳統——對詩意的追求，又借鑒西方現代派特征并作了中國化和個人化改造——富于哲理，形成了王蒙小說的獨特藝術氣質和特性。

　　很早以前，陸文夫就說過，王蒙是個詩人。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篇小說選刊》開完頒獎會之后，我與陸文夫談到王蒙的創作。陸文夫說，王蒙的《蝴蝶》以一位老干部回憶為背景，對歷史和個人命運作了心靈上的總結。王蒙還將“莊生化蝶”故事，引入小說，既寓含歷史的迷惑，又包蘊夢醒后的復歸。不具有詩人的稟賦，何以有小說中的自由聯想，時空交叉，情感跳躍？我深以為然。

　　我喜歡王蒙發表于1986年的“新大陸人系列”小說。這五篇系列小說，是王蒙以傳統現實主義創作的作品。它們都有實實在在的歷史和地域背景，有具體的時代生活的描繪，有與時代息息相關的人物性格。不僅表現了歷史沉重的反思，還包括對人生秘密的探尋，形成了沉郁而莊重的內核。

　　同年發表的《名醫梁有志傳奇》讓人讀出了王蒙創作的復雜性：他筆下的人物既有人生的被動與無奈，又有人生不變的信念和不懈的追求。我把梁有志視為王蒙自己的寫照，他有過早春陽光大道的喜悅，有過真誠卻被誤解的困惑，有過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屈辱和痛苦，不泯的是他對革命事業的忠誠。

　　王蒙的長篇處女作《青春萬歲》，1953年動筆，1956年定稿，“先是打入冷宮近四分之一個世紀，1979年后才出了書”(王蒙語)�！肚啻喝f歲》寫的是20世紀50年代初期北京中學生的學習生活，刻畫了鄭波等一批中學生形象，小說洋溢著時代的激情和青春活力。

　　這部小說早在1956年就投給中國青年出版社，清樣打出，卻幾次擱淺，到了1979年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那時王蒙已45歲，而我也快到不惑之年。經過“文革”的淬礪，再讀《青春萬歲》，早無感動，只剩唏噓。

　　倒是王蒙當了文化部長后1986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活動變人形》，博得文壇的一片喝彩之聲。這部小說以獨特的藝術眼光和發現，從微觀的性格剖析發展到一種宏觀的文化的諷刺。我們并可發現，王蒙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弱點和心理結構的開掘，已進入了新的層次，創造了倪吾誠“這一個”充滿藝術魅力的典型形象。

　　小院里的“季節”

　　我們都摘掉護身的鎧甲，笑談文學江湖的波譎云詭，戲說文化圈子里的逸聞趣事。紅棗熟了吃棗，柿子熟了摘柿，時間久了，于言談話語中，王蒙的寫作計劃就事先知曉，搶先弄到手。

　　我從北京師范學院畢業后，當了幾年教師，后來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了編輯。昔日的老師王蒙與我，成了作家與編輯的關系。國家級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及下屬國家級大型文學期刊《當代》，給王蒙提供了與他相匹配的文學平臺。于是，也就有了學生為老師服務的機會。特別是他卸去文化部部長之職后，與我社住對門的他家四合院，成了我自由出入的地界兒。位于北小街口的那座小院，原是夏衍的府第，王蒙當了部長后，搬了進去。

　　因為常往那有著柿子樹、棗樹的小院里跑，總有一搭無一搭與老師東拉西扯，或經常給要拜訪王蒙的作家帶路，或王蒙出了新書登門去討要。我們都摘掉護身的鎧甲，笑談文學江湖的波譎云詭，戲說文化圈子里的逸聞趣事。紅棗熟了吃棗，柿子熟了摘柿，時間久了，于言談話語中，王蒙的寫作計劃就事先知曉，搶先弄到手。便有了責編他“季節系列”長篇小說的機緣。

　　1992年我社先出版了王蒙的長篇小說《戀愛的季節》，此作是繼《夜的眼》、《深的湖》、《活動變人形》之后，再次聚集筆力，書寫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史和心靈史。

　　從《戀愛的季節》中，我們讀出王蒙回首歷史時的沉重慨嘆，這是他面對歷史真實時內心世界中理性與感情的激烈沖突。與《青春萬歲》不同，這里沒有馴順歸化主流意識形態，而是構成了對主流意識形態的一種叛逆，對文化專制主義的批判。

　　當時我猜想，王蒙后面的“季節系列”，有可能突破生活表層現象，進入生活深層結構，去發現光明背后的陰影，去悲憫或自憐無力主宰自我命運的知識分子的苦難命運，并去揭示他們人性的堅守和失落，很值得期待。這就是我緊緊盯死王蒙“季節系列”的原因。幸運的是，我們收獲了“季節系列”。

　　1994年、1995年、1999年，我分別從王蒙手中依次拿到他的長篇小說《失態的季節》《躊躇的季節》和《狂歡的季節》，分別發表在同年的《當代》上，又分別出版了單行本，又于2000年，將四部“季節系列”統一裝幀，成套出版。

　　作為“季節系列”的責任編輯，我在審稿意見上，表述了這樣的評價：

　　“季節系列”，以磅礴恢宏的氣勢，汪洋恣肆的文體與波詭云譎的筆觸，呈現了那個漫長而特殊年代中與共和國一起經歷了早春陽光大道，滿懷真誠與熱情的知識分子，遭受誤解、凌辱，飽受種種精神磨難乃至肉體摧殘的生活圖景，或曰反映了知識分子的命運史、靈魂史。

　　曾因在文學上的真誠和大膽的思考，長期以來背負著沉重歷史包袱，經受精神磨難的王蒙，以親歷者的身份，以“季節系列”投注自己對歷史、社會、時代、人生的質疑和思考。小說在透視世道人心，特別在探索知識分子靈魂，直指人性深處方面，也做了有益的嘗試。

　　“季節系列”有明顯的“自傳”色彩，削弱了小說自由虛構的魅力和刻畫人物的神韻。此外，王蒙排山倒海般的語言瀑布，毫無節制的“排比”，都影響了小說的藝術感染力。

　　無法“力排眾議”

　　讓我驚訝的是，他讓我到財務室，給王蒙預支五萬元稿費，立刻送到王蒙家里，并說，《狂歡的季節》就發在1999年第六期《當代》上。

　　多年后，再想起這篇審稿意見，真讓我汗顏，無地自容。

　　“季節系列”，原本就是文學化了的王蒙人生經歷�！拔膶W是一種特殊的記憶形式”(王蒙)，王蒙準確把握了錢文與王蒙的“似與不似”，才使錢文成為既熟悉而又陌生的“這一個”，成為堪稱典型的文學人物。

　　關于王蒙一直放不下“文以載道”是與非，難以說得明白，但他小說里的戲謔性巧智風格，怕不能視為輕松，該是一種沉重。他那排山倒海般的情感和文字的宣泄，難道不是一種價值失落后的嘆惋？同時又何嘗不是他們這代人令人動容的文化鄉愁呢？

　　但編輯部對《狂歡的季節》有不同聲音。對此，編輯部于1999年10月16日召開會議，專門研究此事。會上不少同仁以其“自傳”體，缺乏小說藝術魅力，而且已發表的“季節系列”前三部并無多大影響為由，反對發表。還有人提出寫“文革”犯忌，還是小心為好。

　　我一再陳述《狂歡的季節》的文學敘事以“文革”悲劇為背景，“狂歡”，是以喜劇形式再現真正的悲劇�！白詡鳌鄙�彩雖削弱文學的虛構想象的藝術力量，但“經驗世界”是王蒙小說獨辟蹊徑的一種藝術特色。

　　王蒙的獨特的人生經歷本身，賦予了他創作的深度和廣度，構成真實而又宏闊的境界。至于“文革”只是背景，既未正面去寫，也未涉及上層，此類作品頗多，不足為慮。

　　但我無法“力排眾議”，未能說服眾人。主編于10月25日在終審意見中寫道：“由責編摘出疑問較大者，請作者考慮作一定的刪改……為刊物和讀者考慮，似可以照顧市場為由征得作者同意后，在《當代》明年二期節選刊發《狂歡的季節》的基本部分，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看書。當否，請社長、總編輯斟酌”(《文學編輯四十年》)。

　　主編的意見已比一些同仁幾乎全盤否定的態度，算是很大度寬容了，但要作者“作一定的刪改”，并只發“基本部分”，且推到下年二期，即2000年4月發表，我不敢茍同。

　　情急之下，我只能再搏一次，于是找到社長聶震寧，向他重述了我對《狂歡的季節》的意見。作為作家的聶震寧，剛調人民文學出版社不久，正是我帶他去拜訪王蒙的。他微笑著聽完我的陳述，然后極精辟地闡述了他對《狂歡的季節》的意見。他認為王蒙的“季節系列”的可貴之處，在于他不像其他同齡作家那樣簡單地提出問題，而是善于領悟生活對藝術的啟示；善于把生活與藝術形式和表現手法上的多方面嘗試結合起來，開風氣之先；探索生活，探索人的精神世界，確立了他的小說在新時期文學中的重要位置。

　　聶震寧對王蒙“季節系列”小說的積極評價，讓我并不驚奇，因為他原本就是一位很優秀的作家。讓我驚訝的是，他讓我到財務室，給王蒙預支五萬元稿費，立刻送到王蒙家里，并說，《狂歡的季節》就發在1999年第六期《當代》上。根據編輯部分工，《當代》的二、四、六期，由我具體負責。困擾我多日的難題，就這樣迎刃而解。

　　10月底的北京，雖然略有涼意，卻天高氣爽。我到王蒙家把支票交給王蒙，他有些奇怪。笑曰，貴社從沒有預付稿酬的恩典呀，這不是天上掉餡餅嘛！我說：雪花銀子拿到手，還說怪話，你就偷著樂吧。直到今天，我從未將《狂歡的季節》這段曲折經歷告訴過王蒙，也從未向外界透露。出門時，師母送我，指著柿樹上黃黃的蓋柿子說：“熟了，不摘鳥就吃了�！蔽业昧畎�，立刻搬梯子摘了幾個。甜中有澀。

　　選編自《往事·流光——見證文學的光榮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