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開時節又逢君——重讀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蔣述卓)

　　陽春三月，又到了踏青的時候，又到了桃花盛開的季節。在那些取名為“世外桃源”或“桃花源”的地方，擠滿了前來賞花散心的游客。他們在茂密的桃林里和青溪碧水間流連忘返，禁不住還吟誦起晉人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來：“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正是在這“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的景色里，今天的人們又與陶淵明相逢了。

　　陶淵明作此篇著名的詩序是公元421年，距今已經1500余年了。但千余年來，人們始終會為他創造的“桃源境界”所傾倒，也為他制造出來的“千古之謎”所吸引，原因就在于他創造了一個引人入勝的人間仙境和文學勝境。

　　說陶淵明寫的是詩序，是因為他后面還帶有一首詩《桃花源詩》，按文體來說正是詩序。但作為詩序又的確太長了一點，長得像一篇散文。細究，它更像一篇小說，因為它有故事，有人物，有情節，而且還似真非真，似幻非幻。這正是詩人陶淵明藝術虛構所創造出來的一個精神寄托，一個與污濁社會相對立的美好境界。

　　過去的研究者曾說，這是陶淵明的政治影射，目的是針對當時善搞陰謀肆意作惡的劉裕的。如果將陶淵明此文僅僅限于政治，那就太低估了它的藝術價值和藝術魅力了。作為隱喻的桃花源，它不僅僅是一種政治修辭學，更多的是一種文本修辭學，它所具有的人性光輝和社會理想使它遠遠超越政治影射而轉化為人類共同的一種精神理想——杰出的烏托邦：景色優美、土地肥沃、生態和諧、民俗淳樸、人盡其能、老幼皆安，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極為融洽。它給后人留下了無盡的遐思和充滿無限想象的空間，從而激發起人們對美好世界的向往與追求，正如再上溯到中國哲人所創造的大同世界一樣，吸引著無數政客與文人為之詠唱。

　　烏托邦的基本精神是為未來描繪一種境界，看似與現存世界格格不入，但卻蘊含著早熟的真理。古往今來，中外都有對烏托邦境界的描繪，有的甚至滲透在哲學與宗教經典中。從其人性的共通點來看，烏托邦其實是人們用以顛覆現存世界的符號，是用一種尚未成為現實的“未來”激發起人們對現實世界的改造與完善�？ㄎ鳡栐凇度苏摗芬粫�里論人性時就高度肯定過烏托邦的積極作用和獨特價值。烏托邦構成了人性追求美善的內驅力，因而可以超越時空、地域、族群而具有獨特的魅力。難怪自唐以來，有王維、劉禹錫、王安石、蘇軾等大詩人都和過陶淵明的《桃花源詩》，蘇軾甚至說：“吾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眾，不獨桃源”，他是最早看到“桃源世界”具有超越性的古代哲人。

　　回頭再說一說陶淵明此文像小說的問題。這是因為它通過虛構的文本使整個桃源世界變得夢幻起來。文章開始的時候，作者寫故事發生的時間似乎是確定的，后續的人物、故事寫得也似乎真有其事，但這只不過是為了縮短與讀者的心理距離而已，仔細追究起來，這其中卻充滿著不定的因素，如所見此場景的人物是虛化的，一個無真實姓名的漁人而已。關鍵在文章結尾時，漁人雖處處做好標志，但太守派人去尋找而“不復得路”，迷失了標志，也失去了這個世界。作者補敘的南陽高士劉子驥去尋找也“未果”。這“遂迷”與“未果”以及“后遂無問津者”的結局，終于造就了桃源世界的夢幻性。在日后的文學世界里，桃花源因此成為“方外凈土”的代名詞，“向往桃源”成為中國文人內儒外道的精神延伸，“漁人”或“漁父”也成為“歸隱”的藝術符號。這正是藝術虛構賦予桃源世界具有永恒藝術魅力的美學因素所在。

　　在我們與陶淵明相遇的當今，我們當然不僅僅是贊賞他所創造的烏托邦，更重要的是贊賞他所創造的“詩意地棲居”的生活方式以及具有生態觀念的鄉村模式。當然，我們也會贊賞他那種不與黑暗同流合污、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內在人格和不以委屈累己的價值取向。在今天創造美麗鄉村、生態鄉村的廣東，我們所營造的“綠道”已搭建起通向生態鄉村、美麗鄉村的通道，未來之日怎樣使村民在看得見青山綠水記得住鄉愁的同時，構建起和諧安寧的人際關系以及回歸淳樸厚道的民風民俗，卻是需要我們去花一番功夫的。去年我讀過一位作家寫的紀實文學《大國空村》，所言之事委實讓人傷感與嘆息。他筆下的鄉村之景的確與“詩意地棲居”有著極大的距離。雖然他寫的不是廣東的鄉村，但所作的提醒與警示卻是我們必須去記取的。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我們重讀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會給我們當今創造美麗鄉村、生態鄉村注入新的活力。

　　今年的頭三個月，我下鄉去看過好幾個生態鄉村的樣板，有廣東佛山的，有貴州安順的，也有河南信陽的，它們的推廣意義顯然是指向未來的。相信經過不會太長的時間，陶淵明筆下的烏托邦，會在勤勞智慧的中國人手中逐步變為現實。到那時，桃花源不只是活在我們的記憶里，也會融化在我們的現代生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