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與中華美學精神(周思明)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作為體現中華民族集體審美意識精華的中華美學精神，其形成、發展和完善的最主要途徑，也就是文藝審美活動即文藝作品的創作、欣賞和傳播。謳歌真善美，鞭撻假惡丑，不僅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的精神血脈，也是中華美學精神最為堅實的構成，是中國文學生命力和創造力的不竭源泉。

　　縱觀中外文學史，不論各國作家創作出怎樣的文學作品，他們的寫作都與本國的文學傳統血肉相連，其作品都滲透著本民族的美學精神。馬爾克斯寫《百年孤獨》，再現了拉丁美洲百年來風云變幻的歷史社會圖景；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描繪了1812年衛國戰爭前后俄羅斯波瀾壯闊的社會生活畫卷；帕斯捷爾納克寫《日瓦格醫生》、肖洛霍夫寫《靜靜的頓河》，無不與他們本民族傳統美學精神相契合。正如一個人的成長離不開腳下賴以生存的土地一樣，作家的文學寫作，也很難離開傳統美學精神的觀照。所以，能夠達到高原、高峰的中國文學，應該寫出我們偉大民族和平而不保守、中庸而不平庸、深沉而不失熱情的性格，充分體現中華民族為獨立和復興而奮勇抗爭、自強不息的精神，用深沉壯闊的筆觸締造一個內涵豐厚的東方審美王國。

　　毋庸諱言，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文學與中國文化傳統尤其是中華美學精神的傳承，形成一種以西方美學剪裁我們的文學審美的現象，導致中國當代文學創作出現了某些問題和誤區�？镎�這方面的偏差，正當其時，也刻不容緩。這樣做，不僅可以拓展中國當代作家的文化視野，也有利于進一步推動中國當代文學的繁榮與發展。

　　有人認為，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后，“西式寫作”得到了進一步認可與強化。但事實上，以莫言、陳忠實、賈平凹、王安憶、蘇童等為代表的當代作家，不僅受到了西方文學思潮的影響，更從中華傳統美學思想體系中獲得了諸多滋養，從而創造了以中國經驗為根本的文學碩果。

　　莫言是公認的對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有所借鑒的作家，但他自己曾多次提到，他的文學創作其實深受自己母親和蒲松齡《聊齋志異》的影響，這也構成了他的小說世界的民族骨骼與血肉。沒有后者，他的小說可能變得艱澀陌生，難以卒讀。比如莫言的《檀香刑》講述了清末山東半島發生的一起民間反殖民主義的慘烈斗爭，小說中的三個主要人物——趙甲、錢丁、孫丙分別代表中國傳統文化中刑罰文化、官場文化、民間文化的隱性內涵。這三個隱性文化層面反映和折射著民族性格中的某些內在元素。由此而言，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事實，不但不會阻止，反而更加促進新世紀中國作家們做出集體反省，重新反思“當代文學的民族性”“當代文學與文學傳統及美學精神的關系”“當代文學如何走向世界”這樣的命題�！栋茁乖�》是陜西作家陳忠實的代表作，這部小說濃縮著深沉的民族歷史內涵，有著令人震撼的真實感和厚重的史詩風格，小說中傳達的傳統儒家精神續接了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因此被譽為新時期長篇小說值得重讀的經典之一。史鐵生、張煒等作家的作品張揚的也是一種中國傳統式的文人品格，滲透著既古典又現代的中華美學精神。他們所創造的文學經典，都表明了一個意向：中國文學，不能與中華傳統美學精神割裂。割裂的文學，必然是無根的文學，不可能走得更加高遠。

　　對中華美學精神的傳承和弘揚，關涉到民族精神、民族風格、民族氣派在文藝領域的具體體現，應當成為當代文藝創作的重要遵循。當然，我們不僅需要用文學語言表現日新月異的現代社會，而且需要在藝術形式與表現手法上對傳統文學革故鼎新，建立新的文學秩序，繪制新的文學版圖。在敘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寫手段及結構組成上，應該有新的創造，從而在世界文學的洪流中創造屬于中國當代文學的新的輝煌。

　　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體現在當代文學創作中，就是要承繼和堅守歷代作家、藝術家在其作品中體現出來的關乎世道人心、順應時代發展規律的價值關切。這種關切是面向社會的，追求修齊治平、家國一體；這種關切是面向大自然的，強調天人合一、和諧圓融；這種關切也是面向個體人生的，致力于人格完善和靈魂提升，以達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的人生境界。

　　中國當代文學要繁榮發展，有必要反思來路、重構自我。在反思與重構中，我們需要繼續以開放的姿態學習和汲取外國文化的精髓，同時更要積極認同與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美學精神，以此為根本，自覺彌補生活不足、情懷不夠、學養不逮的短板，形成新的中國文學風格與范式，努力助推中國文學不斷走向高原、攀登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