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嚴與實(趙建國)

　　使汪曾祺的小說如醇酒齒頰留香的，不僅是他平淡雋永的語言，渾然天成的結構，還有他對于文學創作既嚴又實的態度。

　　1987年9月，汪曾祺應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為期三個月的“國際寫作計劃”。美國的商業化社會，讓他體會到錢的重要，在家書中多次提出得為了家人和孫輩多掙一點錢。的確，這位當時已經相當出名的大作家，還蝸居在妻子單位分配的房屋中，臥室兼書房只有7平方米。剛到美國三周后，他改寫了《聊齋志異》中“四篇”，形成的“聊齋新義”，在當地僑報刊發，一同參加計劃的臺灣作家兼主編的陳映真也決定在臺灣發表。當時美國和臺灣稿費均以美元計，比大陸高出許多。同去的作家古華勸他再寫出十篇《聊齋》來，湊一本書在臺灣人間出版社出版。

　　以汪曾祺的才情和名望，趕寫不成問題，發稿更不成問題。他卻沒有這么做。在家書中，他對妻子說，“我不想這么干。這四篇是我考慮得比較成熟的，有我自己的看法。趕寫十篇，就是為寫而寫，為錢而寫，質量肯定不會好”。汪曾祺的“聊齋新義”后來成稿13篇，四年后才陸續完成。

　　不蒙別人，也不蒙自己。汪曾祺的創作是清醒的，更是嚴格的。他是沈從文先生的高足，解放前已經嶄露頭角，解放后其才華更得到老舍先生的賞識。盡管如此，他對創作卻從不馬虎。在他佳作頻頻不斷引起文學界和讀者驚喜的時候，他卻對自己解放前的小說《異秉》、《職業》、《戴車匠》進行了重寫。對比文本，我們發現，差異不只在文筆，更多則是對書中人物的態度上。比如《異秉》，1948年的那篇對生活的苦笑多，對書中主人公王二揶揄的成分多，而1980年的這篇，對王二的發跡寬容了許多，對下層市民尤其是保全堂里學徒的陳相公有了更深的同情，調子也明快許多。

　　之所以這樣改寫，是因為解放后，他認識到“寫作是件嚴肅的事，真不該是作者就是那樣寫寫，讀者就是那樣讀讀”。他說，那些人原先沒有出路，因為“我自己找不到出路”。而作家應該帶著責任感來寫作，只有“用比較明凈的世界觀，才能看出過去生活中的美和詩意，才能把生活中美好的東西、真實的東西，人的美、人的詩意告訴別人，使人們的心得到滋潤，從而提高對生活的信念”。

　　與態度嚴謹、反省嚴肅、要求嚴格相連的，是汪曾祺小說創作觀的樸實�！皩懶≌f就是寫生活”，在他的眼中，人的一生是散漫的，自然而然的，充滿偶然，千頭萬緒，兔起鶻落，從來沒有一個人每一秒鐘相當于小說的一段，一句，一字，一標點，而長篇，本質是因果，結構是編排出來的，與小說絕不相類。

　　所以，他一生創作小說123篇，無一長篇，最長的一篇也只有1.7萬字左右。他也曾打算寫一部關于漢武帝的長篇，終因材料收集不夠、生活感受缺少而理智放棄。這樣的創作觀浸潤到作品中，內容真實、風格平實是必然的結果。汪曾祺的小說，多以日常生活為主，無論是早年《雞鴨名家》中的陸長庚、余老五，還是《皮鳳三楦房子》中的高大頭，也無論是《受戒》中明海和小英子朦朦朧朧的愛情，還是《大淖記事》中的姑娘媳婦挑擔子，或者小說中立春日的“送泥�！�、喪禮中的“六七開吊”、端午的鴨蛋、下雪天的咸菜茨菇湯，既沒有曲折離奇的情節，也沒有叱咤風云的人物，有的只是我們身邊的人、身邊的場景、身邊的事，有的只是常人所能接觸到的真正的生活。即便這樣的生活，也多是舊題材，除凈了火氣，除凈了感傷主義，以平淡的筆調慢慢講述。

　　嚴與實相行不悖，相輔相成，構成了一個淡泊自如而又對讀者“不�；ㄕ�，不欺騙”的汪曾祺。靜水流深。這也許正是他的小說暢銷不衰、他本人備受讀者喜歡的“秘訣”。(趙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