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文學變異之后(潘凱雄)

——看楊黎光的長篇報告文學《橫琴》

　　理性與思辨一直是楊黎光報告文學創作中的突出個性與特色，早在20年前他的成名作 《沒有家園的靈魂》中這個特點就已初見端倪。在我的閱讀記憶中，這應該是較早一批涉及反腐題材的報告文學作品之一，在那個年代里，僅是題材的獵奇就夠誘人的，但楊黎光卻能夠從那個貪腐大案中跳出來，冷下來，思考諸如“枕頭”與“幸�！边@類關乎人生的終極問題，不易！

　　不僅如此，這種理性與思辨的特色在楊黎光的報告文學寫作中也在一直發生著程度不同的變化。在他早期創作中，其理性與思辨基本上還只是融入一個中心人物或一個中心事件，作品的主干還是人物與事件；《瘟疫：人類的影子》 差不多可以說是楊黎光創作發生變化的一部過渡性作品，這部以2003年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那場“非典”為中心事件的長篇報告文學雖也還可以說出一個中心事件，但事實上，這個中心的邊界已經從“非典”延伸到了人類瘟疫的演變史；再往后到了 《中山路》 的問世，所謂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便基本蕩然無存，作品的主角兒變成了N條名為“中山路”的路，骨子里則是自1840年以降所開始的中國艱難的現代化之路，人物與事件完全被問題所取代。

　　而楊黎光最新問世的長篇報告文學 《橫琴———對一個新30年改革樣本的五年觀察與分析》 (原載 《中國作家》2015年第10期紀實版) 則更是將這種演變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整部作品說不出一個貫穿始終的人物，也縷不出啥驚心動魄的事兒，剩下的就是一片名叫“橫琴”的地方和作者的“十個觀察與分析”，骨子里還是問題，即經歷了30年改革開放且取得世人矚目成就的中國下一個30年究竟該如何走下去？

　　如此宏大的問題又豈是一部我們曾經習見的即使是長篇的報告文學所能負載？　因此，我曾經在 《橫琴》 的研討會上說到自己的閱讀感受時戲言“自己基本沒辦法像以往閱讀報告文學那樣來看這部作品，而更多時候就像是在讀一部有關社會發展的專題研究報告，閱讀的速度也因此而慢得很�！�

　　我這樣的描述在當時的確不含任何或褒或貶的價值評判，而只是對自己閱讀狀態的一種客觀寫照，且自己的這種感受在當時與會的其他專家中竟也有些共鳴，只不過當時在會上大家并沒有就 《橫琴》 的文體多作糾纏，而都是以“思辨”一詞一言帶過。事后再一想，如果較真兒，還真有一個問題：這種文學化的研究報告肯定既明顯不同于傳統的報告文學也肯定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科研究報告，那么它是否有可能變異成長為報告文學大樹上的另一新枝？

　　當然，傳統的報告文學在文體上其實也一直在悄然嬗變著，過去我們所熟悉的報告文學代表作品大多的確都是圍繞著一個中心人物或事件展開，而愈往后，這個中心人物或事件的半徑則不停地在擴大、維度不停地在增多，以至一度出現了以“大”為美的報告文學，多少有些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文學化的傾向。而大家之所以對報告文學出現歷史的文學化或文學化的歷史傾向不存多少異議，我想還是因為人物與事件這兩個報告文學的基本要素依然還在，丟失的只有及時新聞性這一點。而文學化的研究報告則顯然不同了，它所面對的畢竟不是人物不是事件而是問題，這的確可能會令一些人由此而從報告文學的文體角度提出質疑。再說嚴格意義上的學科研究報告，有些文學化或許還不是問題，致命的還在于支撐起研究報告的是要求有更多的數據與實證，這些東西恐怕又是報告文學所難容的，這也是我認為 《橫琴》 只是像而終究不是研究報告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見，楊黎光的報告文學寫作從以思辨見長走向現在的“非驢非馬”的確給報告文學的寫作與研究提出 了一個新的課題：是在傳統報告文學的基礎上繼續開疆拓域還是干脆劍走偏鋒另辟蹊徑？

　　仍舊以 《橫琴》 為例，楊黎光寫作這部長篇報告文學的初衷就是要以珠海橫琴新區為新30年改革樣本并對其改革發展的成敗得失進行“十個觀察與分析”，如此宏大的敘事，的確很難通過一兩個中心人物或事件的傳統報告文學寫法而得以實現，因此我們是否也可以這樣認定：正是這種創作初衷決定了楊黎光選擇文學化的研究報告式寫作就成為一種必然？　而比之于傳統報告文學的寫作，《橫琴》 之長首先在于它所反映的社會生活面更見廣闊，作家的思考也可以來得更直接；其次由于作家這種職業的敏感導致了他對某些問題的觀察與捕捉比之于專業學者更加獨特和迅捷；第三自然就是作家的文學能力決定了他筆下的感染力與影響力要強于專業學者。而 《橫琴》 之短，如果立足于文學，則由于作者偏于“觀察與分析”，因而整部作品確有理性大于文學性、概念大于形象的特點，這樣一來，讀者的接受就必然少了些潛移默化而多了些被灌輸被教化；反過來如果立足于研究，則因為作家終究不是專業學者，終究感性與形象之類已不可挽救地融入他的血液，因此在某些專業判斷上或許失之于偏。而正是這樣一種成敗得失分明的寫作或許已經道明了文學化的研究報告式寫作本身的長長短短，再往根本上說：任何一種文體其自身的長短不也正是自身的必然宿命嗎？　天命如此，剩下的問題還是要看作者如何“運”了。

　　(作者系文學評論家、中國出版集團副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