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人一生的掙扎都蠻值得同情的

http://www.jchcpp.cn 2016年03月25日13:36 來源：小說月報

　　　《小說月報》2016年3期選載的短篇《Silent Night》，這也是白先勇先生時隔十余年之后的小說新作。特別整理白先勇訪談與影像資料，分享給各位朋友。

　　白先勇訪談

　　您是到臺灣后才與父親親近起來的嗎？他曾對你有過什么期許嗎？

　　白先勇：

　　到臺灣后那段相處的時間比較長，十一年，沒有間斷。在臺灣之前是比較少接觸的，都沒有怎么在一起，他都在打仗，間斷地回來看一下。不過偶爾回來也不會陌生，父親的形象是固定了的：穿著軍服、騎著馬回來，都是英雄形象。小時候我也騎過馬，有一張我六歲時的照片，騎在馬上，有馬夫拉著，不是他的馬，他的馬什么人也騎不住，只有他一個人能降得住。

　　我父親還算開明的，這是我自己的追求，沒有限定我要做什么事情。不過那時候大家都有科學救國這樣的理想，所以他好像希望我們學工程。我學過水利，想修三峽大壩，不過很快就轉去學外文了。

　　那時候我念過一本地理書，說建了三峽大壩，中國就富強了，我就相信了。當時在成功大學，我的功課是很好的，在水利系考第一名，但只是會考試，我曉得自己不會做一個很好的工程師。我最愛的還是文學，感觸最敏銳的還是這方面，所以我就重考臺大。

　　您七歲時得了肺病，一病四年多，被隔離開來，怎么度過這四年的？

　　白先勇：

　　我就看小人書，《七俠五義》《三俠五義》，還有武俠小說、連環圖，只能看這些東西，因為那會兒字認得有限。那時我們家有個廚子，叫老央，很會說書。那時每天我很重要的娛樂，就是端個小木凳子到廚房去一坐，他就一邊洗碗，一邊給我說書，“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隋唐演義”……我的文學啟蒙老師，大概是老央，他讓我知道怎么把故事說得有聲有色。

　　人家的小孩都在外面玩，蹦蹦跳跳的，只有我被撇在那兒，不準出去，不準亂跑。非常孤獨，非常寂寞。那時候肺病很可怕的，每天要睡午覺，要靜養，每天喝兩杯牛奶。到現在為止我都不碰牛奶，喝怕了，一聞到牛奶就想吐。

　　之前我的性格是很外向的，經過這場病，變得有些孤僻起來。我蠻敏感的，因為自己有病痛，所以好像對別人的病痛、別人的內心可以感同身受，這可能也是我后來寫作的泉源吧。

　　您對童年經歷的戰亂還有印象嗎？

　　白先勇：

　　有，整天逃難，躲日本人轟炸，半夜三更在睡夢中，保姆就把我抓起來，往防空洞里面逃。那時候桂林、重慶都在轟炸，全家四處逃難，這種戰亂的印象，貫穿了我的童年。一出生就趕上中日大戰，完了以后，一下子又國共內戰，前前后后十二年，都在打仗。我是到了臺灣后才真正安定下來。

　　那個時候是到處為家。我們從武漢坐火車逃難到廣州，粵漢鐵路，火車慢，搖這么一兩天才到了，覺得挺好玩的，到處看，看看外面。十二年都在兵荒馬亂中，就是那種生活。1948年從廣州上船，睡一覺起來，就到香港了，但沒想到這一出去就是三十九年。

　　您覺得自己是比較早熟還是晚熟？

　　白先勇：

　　現在自己回頭看自己，覺得有點奇怪，一方面對人世的感受很早熟，《臺北人》是我二十五六歲寫的，那時候寫的是我現在——六七十歲人的心境，所以那時候心中肯定是很滄桑的�，F在到了六七十歲，去做青春版《牡丹亭》，反而特別年輕。我覺得我的人生是倒過來了，心理上顛倒了。

　　您有過那種成長的痛苦嗎，或者是成長的轉折點？

　　白先勇：

　　有的，成長很痛苦的，突然間對人世有了一些了悟，尤其青少年，當然對世界有很多很多幻想、期望，然后這些一個一個被消滅掉，慢慢地成熟。我母親過世(是在1962年，“出殯那天，入土一刻，我覺得埋葬的不僅是母親的遺體，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強迫我看到了人生的大限和無常的那一面，那是我人生的一個分水嶺。母親過世后我立刻就去了美國，環境也變了，心理上也有很大的轉折。 

　　您青少年時期都在閱讀什么？

　　白先勇：

　　看小說嘍，中學就開始看的，中國的《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外國就看一些經典的東西，《茶花女》《咆哮山莊》《簡·愛》《亂世佳人》等等。

　　中學時我碰到很好的老師——李雅韻，她是北京人，文學造詣很高，她教我們詩詞，我背了一大堆，從宋詞開始。后來我念外文系也和李雅韻老師有關。我跟她講，我不想念工科了，我要學創作，想念中文系。那時候臺灣的中文系非常保守，幾乎是經學系，只注重小學、考據這種東西，而且教的文章止于唐宋，明清小說統統都不入流，現代文學那是更不入流。她說，你要學文學，還是去念外文系。我就考了臺大外文系，后來辦雜志、寫小說，現在想想那段時間是最快樂的。 

　　在臺大外文系您遇到了夏濟安老師，可以談談他嗎？

　　白先勇：

　　夏濟安老師，那是我真正的文學啟蒙老師，我早就很佩服他了。臺灣有一本雜志，叫做《學生英語文摘》，就是把有名的、非常好的英文文章摘出一小段，或者一小篇，分析這個字怎么用，講得很好，夏先生每期都有一篇分析，我中學時就看。后來有一次到書店，翻到一本雜志叫做《文學雜志》，創刊期，我就買來看，一看，哎呀，夏濟安先生主編的，感覺非常好，又介紹西洋文學，又有中文的創作。我就想要是能給這本雜志投稿就好了，有了這個念頭，我就下決心考臺大外文系了。之后投稿給他，他采用了我第一篇小說，叫《金大奶奶》，我高興得不得了，就去找他，他說你寫得蠻老練的。那時候剛剛開始寫作，老師鼓勵幾句是很要緊的。

　　他覺得作文中一般的問題，英文叫sentimental，就是太濫情、感傷，他說應該要冷靜。冷靜這點對我很管用。他問我都看什么，我說我有看毛姆，他說毛姆好，我說我在看莫泊桑，他說莫泊桑也好。他覺得五四那些作家都很濫情，要我們警惕。他叫我們注重文體的修煉，用字要很準確，文體要很精確。

　　他說，你寫什么不要緊，因為大家寫的都差不多。西方有句話“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從古到今，小說的主題不過就是生老病死愛情戰爭，就是這些東西，主要看你怎么寫，怎么呈現。

　　上大學時，有哪些是大家互相傳閱、青年人必看的書？

　　白先勇：

　　那時候還是西方文學為主。有一本存在主義的加繆的《異鄉人》，大陸這邊好像叫《局外人》，“局外人”比較好一點，比較哲學性一點。我們辦的《現代文學》的第一期，就是卡夫卡的小說，他是現代主義最頂尖的作家。對我來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影響很大很大的一個作家，我們講人之初性本善，他講人之初性本惡。當你認識了人性的不完滿、不完美，會對人性比較寬容，也會引起一些對人的憐憫吧。

　　自己經過很多事情后，我感覺到人有一定的limitation(限制)，人不可能萬能，可能我們想象要做很多了不得的事情，但是都有限制，人的限制其實蠻多的。所以人一生的掙扎，其實你了解地來看，都蠻值得同情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寫得最動人的是罪人、殺人犯，研究他們最深的東西，他們也很可憐，都值得憐憫�！蹲锱c罰》里面不就是這樣嗎？

　　我生于回教家庭，中學在香港念的是天主教學校，外國神父教我們念《圣經》，有一度我對天主教蠻向往的。后來慢慢年紀大了，更加親近佛教。我的看法是文學到了最后的境界、最高的文學，就是一種宗教的境界，像陀斯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他們，我們中國最高的文學是《紅樓夢》，有佛道的情懷。

　　您后來去了美國，有受過當時嬉皮文化的影響嗎？

　　白先勇：

　　我60年代到的美國，那時候我跑到舊金山去看他們，我能理解他們。都說嬉皮是越戰刺激起來的，我覺得不是那樣。其實美國一直是清教徒的傳統，有它另外的壓抑，看起來自由，其實社會的規矩蠻嚴格的，你不適合它那一套規矩，一下子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嬉皮的反社會反秩序，有他們的心理成因。嬉皮的老祖宗“垮掉的一代”里頭有一兩個還是我的老師，比如約翰·霍爾姆斯，他寫過一本小說叫《GO》。艾倫·金斯堡的詩我也是很喜歡，我的趣味很廣，非常正統的我欣賞，非常不正統的我也喜歡。文學天地是非常廣闊、無邊無垠的，文學就是打破一切界限的媒介，因為它打破了所有人為的界限，告訴你的都是人、都是人性。

　　哪一類文學作品是您不喜歡，覺得不好的？

　　白先勇：

　　我覺得文學最重要的一點，是看了你會不會有內心的感動。能感動才是真的好文學，感動不了，我就覺得不是好文學。我不太喜歡(大陸)這邊的左派文學。巴金還好，他的《寒夜》蠻好的，把抗戰的最后一夜那種氣氛寫出來了。我就不太喜歡茅盾。我覺得文學是寫人性，意識形態都是一時的，人性才是永恒的。意識形態解釋的人性不一定都是全面的，要是我不相信那個意識形態，那我就不感動了。

　　現在很多人覺得魯迅是左派的領頭，你要看他的《彷徨》《吶喊》，不是那么回事，《彷徨》《吶喊》到今天還是能夠感動人。他寫的人，是除掉了那個意識形態的“人”。他的《故鄉》，現在我跟我保姆的兒子，讓我想起了他跟閏土的那種感情，魯迅觸到了人性的那一面，所以他的東西我覺得還會存在。這跟他的那些雜文是兩回事。魯迅還不錯，他寫文學的時候，那個“魯迅”不見了。中國人很有一套的，很奇怪，像以前那些大詩人，他們都做官的，可一寫東西就不是官了。像歐陽修，那么個大官，寫起艷詞來，內心那種纖細真是了不得。蘇東坡也是這樣子。納蘭性德是順治皇帝的侍衛，當他寫起詞來，完全是一個詞人。他們都是將官方的身份和內心的文學觀分得很開的。

　　魯迅四十歲才開始寫，而且別忘了，他雖然是反傳統的，但他自己古書念得很多的；他也很奇怪，創造出自己的文體，還蠻有味道的�！都t樓夢》那個傳統才是正宗的，還有三國、水滸、西游、儒林外傳，我們把這個丟掉了，現在寫小說的人要先看這些，不看這些不行的�，F在年輕人不太愛看大部頭經典，愛看連續劇，但是文字也要緊的，所以我雖然已經退休了，還被綁回臺大教《紅樓夢》。臺灣的大學生也不耐煩看《紅樓夢》，我說不行，這本天書要看的，從頭看到尾。

　　現在出版的新的文學作品您都看嗎？

　　白先勇：

　　我都看的，那是一種新的風格。比如韓寒我也看的，再年輕一些的就看不過來了。我還是比較喜歡中生代的那批作家，莫言、余華、賈平凹、蘇童、王安憶他們這一批。

　　作家現在確實需要一種特別的形式來表現現實，現實確實變化太快了。這三十年，可能在人類史上也沒有這么大的變化，目不暇接，不怪作家趕不上這個變動。以前我們講記憶，現在寫一個城市的東西，過兩年就不見了。北京，我來過很多次，好像過幾年就是一個新城。

　　這種情況下，作家要自己想辦法。我的看法是，文學是寫人性人情，人性人情是不變的，除非哪天發明一種藥，人變成外星人了。喜怒哀樂，生老病死，抓住永恒的東西來寫，總是會觸動人的不變的東西。比如我的小說《孽子》在臺灣改編成舞臺劇，轟動得不得了，觀眾哭成一團，連我自己都被自己感動了。自己寫的東西，自己也掉淚，真要命。我想，那就是因為它里面抓住了一些不變的東西——人倫。

　　您談到“五四運動”一百年時，希望中國能迎來又一次文藝復興，將傳統和現代結合，現在你看到這樣的苗頭了嗎？

　　白先勇：

　　我的昆曲就是一個實驗，累得我啊，脫了九層皮。人家說你干嗎啊，其實這等于是一個事業，一個載體，我試試看，我們的古文化還有沒有。昆曲給我很大的信心，我們的古文化給它適當的養分，它可能把我們過去的源頭跟現代接起來，重新“回春”。

　　再往深層看，我們很多問題出來，都是文化問題。我們文化的傳統支離破碎，所以這個不對，那里也不對，21世紀對我們這個民族很重要，能不能復興需要全民的共識，我們都有這個心，我想會成的。

　　昆曲最讓您癡迷的地方是什么？

　　白先勇：

　　昆曲結合了文學、音樂、舞蹈、美術、書法等，是一種綜合的精致的優雅藝術，難度很高。對我來講，昆曲的意義，跟青銅器、秦俑、宋瓷的意義一樣。所以每次演出不是演戲，而是一種文化的展示。

　　制作昆曲《牡丹亭》，主要是想借一兩部經典大戲來訓練一批青年演員。昆曲最大的危機就是演員的斷層，老一代演員都上年紀要退休了，而昆曲最講究的就是口傳心授，一旦斷層就接不上了，所以當務之急就是將年輕人推上一線。而在觀眾中也希望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其實年輕人對古典文化還是很喜歡的，他們不了解古典文化，只是因你沒讓他看到。

　　您對昆劇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良，在把傳統跟現代結合方面遇到了哪些挑戰？白先勇：

　　每個時代的表演藝術之所以能夠引起那個時代觀眾的共鳴，一定是它合乎當時的審美觀。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利用現代但不濫用現代，一切現代元素都是為表演服務。要跟隨時代的審美，但不能將文化遺產完全交給市場。昆曲要是為了迎合觀眾，越來越往通俗的方向走，就可能丟掉傳統文化的特質，我們看過無數失敗的例子。

　　我希望昆曲能以一種高雅的姿態回到觀眾面前。從明朝發展至今，有大量的文人、音樂家、表演藝術家投入昆曲創作，昆曲的音樂、表演方式等各方面已達到高度的精美、精致。無論是實景版昆曲，還是廳堂版昆曲，我覺得，很多都是旅游伴宴性質的演出，更偏重于休閑娛樂。我還是想將昆曲還原為高雅藝術，將昆曲本來的藝術面貌呈現給當代觀眾。

　　您平常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白先勇：

　　我基本上在美國住，在美國就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完全沒有社交。我住在圣芭芭拉(Santa Barbara)的隱谷，在那個小城里面，非常非常安靜，看書、寫作，看電影，聽聽音樂，種花、散步。平時寫東西都是寫到天亮，晚上不睡覺，真要命，養成了很糟糕的習慣。

　　您對死亡有什么看法？

　　白先勇：

　　我現在年紀大了，常常想這個事情，我早就對人生的無常有所體會，從我母親過世以后，我一直在想人的生命最后的終結這個問題。我現在相信有來世，我相信人的生命不止有這一次，有過去，有未來。

　　相信有來世，那你還會害怕死亡嗎？

　　白先勇：

　　當然還怕，死亡都是怕的，因為死亡還是一個未知數，還是一個了結，突然間就斷絕了。全部消失，全部沒有，你會覺得一切都是白費的，無論這一生你做什么事，最后都沒有了，這個蠻恐怖的。所以我們需要宗教。

　　在您這些年的生活當中，想過自殺嗎？

　　白先勇：

　　有過，有時候覺得好煩啊，了結算了。我想很多人都有過這種時候，到了一種很絕望很哀傷的時候，會產生這種想法的。我現在倒沒有那么悲觀，還有好多題材要寫，我真得活長一點，有太多東西要寫了。

　　——根據《Lens視覺》訪談(記者劉溜)《江南時報》訪談(記者羅皓菱)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