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別害人了,叫孩子好好念書吧!”
李敬澤的職務,在我的印象里是“快閃”的!度嗣裎膶W》副主編的印象還不深,已是主編了,主編剛記住不久,又是中國作協的黨組成員、書記處的書記了。好在虛長十幾歲,不太老也可以裝個老,見了面就直筒筒地叫他敬澤,而敬澤也還答應。
第一次見敬澤,是那一年春天,在中國作家協會一次新會員的評議會上。我倆分在一組。我們是小說組,辦法是每人分幾個申請者的材料,先看材料再發言。敬澤坐在我的對面,一坐下掏出一個短短的煙嘴,按上煙吸起來,一面隨意地翻翻面前的材料。輪到發言了,看了材料的先說,其他人有意見也說,沒意見就過。
那兩年,時興少年作家,且年齡越來越小。記得輪到某省的一個少年作家,高中學生,出了一本書,文字也不錯,看材料的認為該通過,很有幾個附和的。不料敬澤冷冷地說:
“快別害人了,叫孩子好好念書吧!”
就這么一句話,這個少年作家至少從名分上說,就被“扼殺”在搖籃里了。
輪到我了,我看的材料里有某省一位“美女作家”,出了三部長篇小說,還是作家出版社出的。我認為該通過。別人都沒說什么,獨有敬澤說,此人他知道,寫的那叫什么呀。我說,三本全是作家出版社出的,編輯是某某某,意思是,這是正式出版物,三本吶。敬澤絕不松口,說某某某嘛,他那兒全是自費出版的。就這樣,一個“美女作家”,至少這一次,活生生地被拒于作協門外了。
這小子敢說。這是我頭一次見敬澤留下的一個深刻印象。
轉年秋天,中日韓三國作家在漢城舉辦文學研討會。中國作家協會派出一個十數人的代表團,跟這么多大腕在一起,鐵凝的優雅、莫言的憨厚、雷抒雁的沉穩、蘇童的機靈,都一一看在眼里,獨獨對敬澤估摸不透。
這次會上,幾個明星作家都大出風頭,除了大會發言外,還有專題講座。敬澤似乎更特殊些,文學大刊的主編,又是評論家,幾乎每次會上,都有他的發言。要么是主講,要么是評議。他也真行,平挺著個臉,一口京腔,不疾不緩,不枝不蔓。有理論的透辟,卻沒有理論的艱澀,有敘說的親切,卻沒有敘說的冗繁。幾分真誠,幾分調侃,拿捏得分毫不爽。
此行還知道,敬澤的老家是山西芮城,也只是老家而已,生在天津長在北京,實際跟山西沒有多深的聯系。我也無心攀這個老鄉。這樣的人見得多了,只要不以山西為恥,就可說心懷故土,桑梓情深了。
讓我們在閱讀中相互走近
真正對敬澤有所了解,是去年的臺灣之行。文化部組織的代表團附設一個專家團,敬澤還是專家團的團長。
最主要的一項活動是“文化論壇”,敬澤是大陸方面主要發言人之一。他的發言風格,在韓國已有領教,這次的兩岸文化論壇,可就不同了。臺灣方面,文化界知名人士不少,比如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歷史博物館館長、美術院院長、文學館館長等。都用國語發言,不存在語言障礙,文化程度又都不低,你有個小幽默,全能聽出來,你有個小紕漏,說不說是一回事,不明白則是不會的。外表上歡歡喜喜,內里說“細心鑒賞”,則絕對不錯。
敬澤的講題是《大陸和臺灣:互相閱讀》。雖說早就寫了講稿,他是玩電腦的,電腦在面前擱著,偶然瞥上一眼,似看不看,加上語速不緊不慢,有時還故作思考狀,更像是胸有成竹,信口開河。
“你要干什么?”劈面先問上這么一句。接下來說:“這樣一句話,由我說出來和由在座的某位臺灣朋友說出來,是一樣的,也是不一樣的;記錄下來、落在紙上是一樣的,但是,在口語中,語調、重音,乃至說話時的表情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可能使這句話,在特定語境中表達的意思和情緒有很大的不同!
對這種語調、表情的不同,他認為乃歷史對國家的賜予,不必惋惜且應當加倍珍愛:漢語的分途發展,如同兩個兄弟各自帶著母語去經歷世界和人生,他們多年后坐在一起,發現他們的口音和表達有相同也有不同,這種相同是珍貴的,使他們兄弟相認;這種不同也是珍貴的,正是這種不同表明,他們都以各自的方式拓展了母語,使這母語變成一種更廣闊、更豐富、更具彈性、更具表現力的語言。
最后兩段甚是精彩,是這么說的:
“不久前,我和一位常住北京的臺灣出版人吃飯、喝酒,他讓我見識了臺灣人的酒量和豪爽,他說的一口‘國語’在他激動和亢奮時我幾乎就聽不清。但是,有一句話,他說了,我聽清楚了,字字入耳,他說:讀書讓人越讀越近。他說得真是好,文學的一個根本功能,就是讓我們相互走近。儒家說,推己及人,就是像看待自己一樣想象別人。昆德拉又說:文學讓人理解他人的真理,就是說,要在別人的想象中看待自己。這兩個方向的想象,都會使人走近、使人貼心,使人滿懷信心地確認我們的共同之處,也使我們把相互間可能的差異和對差異的理解,視作使我們的共同生活變得豐富和美好的因素。所以在今天這個場合,我真正想說的只是:讓我們互相閱讀,讓我們在閱讀中相互走近!鞭q才無礙!我聽了由衷地贊嘆。
寫這篇文章前,在電腦上瀏覽,見一位也還有名的作家說:一個文學人到了北京,有兩件事不做會后悔的,一是吃頓烤鴨,再就是跟李敬澤聊天。我由不得想笑。這句話可以改編為歇后語:烤鴨與敬澤——兩張煮不爛的嘴。
“小說,應該是個野孩子”
敬澤的秉性,是最近于文學批評的。這也是此番臺灣之行,一路上我的一個小小的感觸。一輛大巴,數百里飛馳;相鄰而坐,興致好的時候,談天說地,落腳處總是文學。一次我問:
“老兄對當下的小說寫作有何高見?”
“對小說能有高見?”敬澤淡然一笑。
“低見也成!
“這么說吧,太規矩,不像小說!庇忠恍,“你看過莫言早年寫的《透明的紅蘿卜》嗎?看過?我總是期待著一種小說——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樣子,但總歸它不該是現在我經?吹降哪歉睒幼。小說,應該是個野孩子——不是小學里當上課代表、隨時準備打小報告的孩子,也不是長大了西裝革履的成功人士,是吸溜著鼻涕,有小獸一樣的眼睛,上房揭瓦爬樹掏鳥,惡作劇的、有純真的善和純真的惡的孩子,身上有一種‘摩羅詩力’,通靈,通著另外某種幽暗的、光影閃爍難以言表的意義。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就是我期待的那種野孩子!
記得還有一次,他說那些不斷修改自己作品的作家,實則是對文學的一種強暴。這話真是夠狠的。
從他的眼神上,能看出一種睥睨群雄的冷漠。是北大的出身,還是國刊的依憑,起初或許會作如是之想,久了就會感到,這是一種秉性的使然。這樣的秉性,是最適宜于文學批評的。中國并不缺少批評家,缺少的是勇毅與決斷,敢為人先,敢言人不。毛病誰都能看得出來,全在你敢說不敢說,說到什么份上。他的這種睥睨的眼光,讓他看出許多常人難以覺察的文壇弊端,也讓他看出許多作家顧自欣喜的寫作險境?v有這樣的本事,在他的文章里,卻很少作酣暢的表述,多是一言半語,斬釘截鐵。誰能理解得了,誰會去理解,他是不管的。
“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边@是章學誠在《文史通義》里說的。文史不分家,敬澤該是這一流的批評家吧。
中國批評界的通病是,眼光高的缺少批評的熱情,有熱情的又缺少眼光。
敬澤問,那你呢?我說,我是有熱情而沒有眼光,只能是掄板磚,砸住誰算誰,有的砸在別的人的臉上,有的砸在自己的腳上。敬澤和楊克都笑了。
寫到這里,忽然想起敝省的一位編輯朋友,大概在什么地方見過敬澤,跟我說起甚是興奮。我問感覺如何,說是李老師這個人,就是有見解,給了他很多指點,也挺隨和的。我笑問,挺隨和的?朋友大概聽出了我的意思,說,韓老師你跟李老師接觸不多,接觸多了你就知道,還是挺隨和的。我沒說什么,心想,年輕人真可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