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巨變中成長的一代(張頤武)

　　很多年前，我和張者在北大的課堂上相遇，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當我看到他的《桃李》、《桃花》、《桃夭》大學三部曲時感到很欣慰，三卷本在手，于他是個巨大的收獲，他建立了自己的文學王國。

　　三部曲中《桃李》寫的是剛入世的年輕學生發現了江湖險惡，《桃花》里入世漸深，《桃夭》就進入中年了。作者本人也進入中年了，開始有了中年心態，之后就要面臨老年了，讀完后有種人生苦短的感慨。三部曲寫的是校園，卻勾連著社會，寫了一群大學里出來的人的命運和成長史，這群人就是我們的中產階級。

　　三部曲寫的是中產階級的成長史，他們在中國急劇變化、世界急劇變化中成長起來。從大學生到研究生，從研究生開始走向社會，之后發現社會越來越復雜險惡，他們慢慢長大，開始把握這個社會，學會在社會中生存，克服了所有的險惡，也就不覺得江湖險惡了。

　　張者小說的特點是戲劇性很強，力度很猛，一向會把情節和氣氛推向極致。張者把小說故意戲劇性，推到極致后就會顯現一種戲謔的效果，有了戲謔就有了反諷。張者是個比較狠的作者，敢把一切搞得一塌糊涂，其實大家未必心里沒有這個狠，但沒有人敢說得那么透、那么直。直的好處是絕不拖泥帶水，一下就把故事的緊張度推上來了，讓小說高潮不斷，把人性赤裸裸地撕開給人看，撕得特別猛。

　　張者是一位非常值得探討的作家，他是中國作家中為數不多的懂法律的作家，有法律的思維和文學的思維，是律師中的作家，三部曲中都是以法律教授、法學博士、律師、法官為身份特征的。

　　“桃色系列”中，張者對邪惡顯示了強烈的興趣，沒有人格強度的人不敢觸碰邪惡的東西，中國的作家不敢對邪惡感興趣，害怕直面這些。而張者不但敢于觸碰，還很迷戀，張者對邪惡的興趣表現在小說中對人性不太信任。他本人是充滿正義感的，所以通過文字把邪惡赤裸裸地展現出來，再用正義的文學光芒去照射它，這就是張者的難得之處。

　　中國作家都學會一套很溫情的東西，過去魯迅曾經批判過這種溫情，魯迅對于溫情是一個都不寬恕的。張者沒有繼承那些浪漫抒情，他不吃這一套。一般情況小說結尾一定要有溫情的元素，但張者比較狠，要按照合同辦事，不按文學的邏輯來，而是按法律的邏輯來，這也讓他的小說和其他人的完全不一樣。

　　張者的小說敢走別人不敢走的路，敢于寫戲謔的小說，這條路完全可以走下去。魯迅先生早就說了，世界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我們當代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會覺得張者的小說不對，其實他的小說現實主義中沒有，后現代中也沒有，他是一個另類。

　　張者的小說非常輕松好讀，讀完后卻有種很驚悚的感覺，他讓我們在舒服的閱讀里感覺到不舒服。結局就這么一團糟，不但不給救贖，尾還結的很猛，要狠狠給讀者一悶棒。讓主人公現在的女友成為過去女友的女兒，兩個時代兩個女友卻是母女，這太讓人受不了了，也太荒誕了。

　　張者的寫作是純文學的，但純文學中怎么能沒有救贖呢？張者運用他戲劇化的形式將當代中國的現狀表現出來，對于人際關系和人性的復雜性有很強的批判性。我們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張者的小說告訴世人中國人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展現了中國市場經濟演變中的劇烈的人性變化。

　　張者的小說為中國的中產階級群體，或者叫中等收入群體畫出了鮮明的畫像。他寫出了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在走向偉大的復興的過程中，那些光明照射不到的地方，這是一個民族在崛起過程中所經歷的必由之路。從這個意義上說，張者的小說是在進行民族的自我救贖。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