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健靈寫《野芒坡》：舊城新史與永恒人性(劉緒源)

《野芒坡》，殷健靈/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天天出版社2016年3月第一版，22.00元

殷健靈

　　文學最本質的特征：寫“最具體的個人”。而所謂“最具體的個人”，也就是永恒人性在某一歷史階段的最真實的體現。

　　殷健靈的《野芒坡》就要付印了，這是值得祝賀的。

　　據她自己說，這是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部作品；書末的《后記》中也說，這是她所遇到的難度最大的創作。小說以一百多年前上海舊城“土山灣”孤兒院為原型，這所孤兒院是西方傳教士辦的，有天主教會的復雜背景；但它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在上海的市民文化生成過程中，起到過巨大作用，徐悲鴻、張充仁等大藝術家就都是由土山灣而走向世界的。寫這樣的作品，要把握好人與歷史、過去與現在、神圣與世俗、藝術與上帝等諸多難題，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關注殷健靈的創作已有好多年，她對兒童文學充滿熱情，在各種題材樣式上都有積極的嘗試，作品內容豐富，很受小讀者歡迎。她的職業是記者和編輯，曾長期從事采訪寫作，這對她的兒童文學創作也有一定影響。我覺得，她寫得最好的那些作品，都隱含著一定的“紀實”的成分。她的有些散文，寫得比小說更好。迄今為止，她的最優秀的作品，我以為是那本《愛——外婆和我》，這是紀實的長篇散文。在本書《后記》中，她提到的幾部小說，諸如《紙人》《1937·少年夏之秋》等，我其實多少都有些保留意見。在讀了她的《甜心小米》后，我曾說過這樣的話：“書中有的地方讀來有報告文學的滋味(這并不壞)，但我更希望讀它，有如讀露西·蒙哥瑪麗的《綠山墻的安妮》或汪曾祺的《羊舍一夕》，有那種欲罷不能而又余味不盡之美。我希望，在作者的下一部作品中，這不再是一種奢望�！蔽业囊馑际�，既要保持紀實散文的優點和長處，又要超越它，使作品既有堅實的生活質感，又有悠遠永恒的人生況味。其實，我是在期待她創作上的一個更重大的突破。

　　現在，在她的新著《野芒坡》中，我欣喜地看到了這一突破。這一次，她曾在大量材料前長時間地徘徊，即使把材料梳理得再清晰，她也覺得這還不是自己所要寫的，直到抓住了人物個性，發現了小主人公仿佛在暗夜中找到光亮的那種對藝術的渴求，看到他為實現這一渴求甘于種種忍辱而又做出掙扎時，創作的靈感才被點燃。我想，這樣的構思中的苦惱，以及沖破苦惱后的興奮，正是遇到突破口的時候獨特的創作心理的體現。

　　這部小說的前期準備開始于六年前，作者確是進行了大量采訪和材料收集，也閱讀了許多相關專著。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育嬰堂和孤兒院的真實面貌，同時顛覆了一些既定的結論。有一段時間，對傳教士和耶穌會育嬰堂等，人們只習慣于作簡單的陳陳相因的否定，卻不愿作深入調查和具體分析，這顯然不是歷史的和科學的態度。

　　到了改革開放年代，隨著思想解放，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看待歷史，人們的認識才逐步回歸真實。但這主要體現在學術研究領域。在文學藝術和其他更與大眾相接近的領域，談這一話題的并不很多。而現在，作者以文學的方式重現這段歷史，這是需要勇氣，需要對復雜事物的把握能力，和非同一般的思想深度的。當然，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直面歷史，直面人生。正因為做到了“直面”，我們才在作品中看到，盡管當年的孤兒院有種種問題和不足，在晚清的黑暗沉重的社會生態中有嚴重的水土不服，但至少，有了它，底層的走投無路的嬰幼兒有了一個可能生存下去的地方，一旦幸而存活，他們還能受到一定的教育，到了12歲還會被送去學習專門技能(諸如木工、制鞋等)，以便讓他們進入社會，自食其力。這整個過程，無疑是合理的、人道的、現代的。當然，中間會有種種災難、疾病，兒童的存活率并不高；孤兒來自社會各方，良莠不齊，也會在暗中形成秘密的勢力，使一些弱者受害(這在小說中也有隱約的體現)；教會的嚴峻的宗教氣氛，還會對幼小的兒童心理造成壓抑，并非人人都能順應。這種復雜性，對于一個有遠見有包容有文學野心的作家來說，不啻為一片難得的處女地，可惜因種種原因，大家避而不見，現在殷健靈勇敢地走入，并作大膽開掘，這是我覺得最該祝賀的一點。

　　不過，一路讀來，這部書稿最令人感動并感慨之處，還不只是“勇氣”而已，我以為更在于對這段歷史有一定深刻性的把握。我曾讀到一些關于傳教士的論文，在摒棄了過去那種簡單化的一味否定的傾向后，又形成了一味謳歌的傾向，這是另一種簡單化，也會屏蔽復雜的歷史事實。而殷健靈的“直面”，是針對整體的復雜性，而不只是直面過去被遮蔽的積極面。對文學來說，這其實是一個基本的創作原則，即直面真實、完整的生活。于是，對耶穌會孤兒院的宗教氣氛，兒童們就有了不同的反應。就拿書中的三個好朋友來說，若瑟是虔信上帝的，他在這氛圍中如魚得水；菊生是一種麻木的順應，這大概也是院中大多數孤兒的態度；小說中小主人公幼安卻是獨特而敏感的，他漸漸發現了自己與這種氛圍的縫隙和距離，這就在情節中悄悄布下了閱讀的張力和發展的契機。

　　屠格涅夫在談論文學典型時，說過一段很特別的話：“如果被描寫的人物，在某一個時期來說，是最具體的個人，那就是典型�！�(《譯文》雜志1956年1月號，154頁)他顯然抓住了文學最本質的特征：寫“最具體的個人”。而所謂“最具體的個人”，也就是永恒人性在某一歷史階段的最真實的體現。本書中的幼安可以說是孤兒院中的很具體的個人了，作者抓住了他的一個重要特征：對藝術的敏感。隨著故事的發展，他一點點地顯示出了一個藝術天才的潛質。他無法壓抑自己，卻又找不到突破的方式。他這種藝術之愛，與院中所強烈倡導的上帝之愛，雖有重疊，卻并不一致。小說中的安仁齋神父是一個圣徒式的人物，他對上帝的虔敬是不可動搖的，但是面對幼小的幼安，他內心人性的一面也復蘇了，他不時作出巧妙的調整和妥協。這兩個人物的不可避免的沖突，伴隨著沖突的迷茫和誤解，以及神父臨死前所作的出人意料的周到安排，我以為是書中最好看的部分。神父和幼安，都是具體的個人，作者在他們身上都花費了心血。

　　這是一個重大而獨特的題材，是一部有歷史深度與一定涵蓋面的小說，也是一本好看而感人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