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傷傳遞與修復世界(金理)

　　張悅然長篇小說《繭》，《收獲》2016年第2期

　　創傷傳遞與修復世界

　　某種意義上，張悅然的長篇小說新作《繭》提供的是一部關于創傷記憶“代際傳遞”的小說。主人公李佳棲與程恭，一位是負罪者，一位是復仇者，因襲著巨大的創痛，既徘徊在歷史邊緣，又主動與周圍世界疏離。他們有過密切交往，曾經心心相印，因為分享著一個共同的身份：“文革”創傷記憶的代際傳遞者與見證人(見證不僅指涉創傷者自身的經歷，也意味著創傷記憶的傳播、交流、分享)。創傷記憶影響著身為后來人的李佳棲與程恭的自我認知與身份認同。很不幸，他們并不是健康的傳遞者。

　　先來說李佳棲。據心理學家的研究，在創傷記憶的隔代傳遞中，首先被傳遞的往往是暴力�！拔野阎窈灢暹M鴿子瘦小的身體，緊實的肉被刺穿的時候，會有噗的一聲響，那個聲音令我著迷�！薄�—類似這樣的細節在李佳棲(還包括程恭)的自我陳述中所在多有，她著迷于某種看破世事后的冷酷與殘忍。雖然未曾目睹身歷創傷的第一現場，但是這段創傷如夢魘般纏繞，甚至在“一遍又一遍的回憶”中持續發酵、渲染，夢魘中見證者所承載的人性，就如李佳棲一般被這樣幾種元素所凝固：冷酷與殘忍，孤獨、恐懼與原罪感的鎖閉，“頹廢厭世的情緒”。戀人唐暉曾經對李佳棲有過一段誅心之論：“你非要擠進一段不屬于你的歷史里去，這只是為了逃避，為了掩飾你面對現實生活的怯懦和無能為力……”到底是因為被深重的原罪感所拖累而無法順暢走入現實生活，還是將當下的不如意掛靠到父輩“潰爛的瘡疤”上，以此掩飾沒有能力在現實生活中自建存在價值？或許，上述疑問正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在李佳棲式的自我放逐之外，“后災難見證者”的人性狀態還有另外一種可能的發展：“在人道災難之后，我們生活在一個人性和道德秩序都已再難修復的世界中。但是，只要人的生活還在延續，只要人的生存還需要意義，人類就必須修補這個世界”，“打破這種孤獨和恐懼，并在與他人的聯系過程中重新拾回共同抵抗災難邪惡的希望和信心”(徐賁：《見證文學的道德意義：反叛和“后災難”共同人性》)。以此丈量，李佳棲顯然還不具備“修補世界”的能力。

　　再來看程恭。這是一個更加復雜的創傷傳遞者。與李佳棲相比，程恭的暴戾有過之而無不及。強烈的報仇意愿是他喚醒記憶的惟一動力。某種程度上，程恭確實是“文革”的間接受害者，當然沒有理由要求受害者忘記過去忘記傷害；但是在遺忘之外，受害者還有另一種面對過去的立場——寬恕。寬恕不是忘記，“寬恕是一種有意識的決定行為，因此可以改變人的態度，真正克服憤怒和仇恨”。當然，我們并沒有“義務”去寬恕加害者，“我們對其他人不欠有寬恕，但我們對自己欠有寬恕�；蛘�，可以說對我們自己負有義務。這種義務源自我們不想生活在憤恨和復仇的狀態中”(瑪格利特：《記憶的倫理》)。寬恕與和解不是軟弱，而是對個人與共同體未來的深遠慧見，使得“一群人壓迫另一群人”的悲劇不再發生。而對程恭式的個體來說，寬恕才有可能終止暴力的惡性循環。當程恭面對陳莎莎倒在地上翻滾抽搐而無動于衷時，他自己也走到了懸崖邊。

　　個人和家族的所有失意，都被推到“文革”中爺爺受到傷害這一“源頭”，程恭的自我意識由此推衍：因為“我”受到了傷害，所以應當索取報償；進而發展出一種二元對立的執念：干凈的“我”和骯臟的“世界”之間的對立，至于被“我”傷害的陳莎莎則是服務于復仇目的的手段無損于“我”的清白；因為“我”是清白的，所以有資格審判他人，“我心里變得很靜，像是被帶到一個很高的地方俯瞰著人間”，一位超越如上帝般的審判者在君臨人間……程恭的意識結構顯然有諸多盲視。比如，這種善惡對立、黑白分明的人性圖景其實無法觸及“文革”發生的具體背景，制度、客觀環境與人性、人的能動性如何互動，不同利益代表者如何各懷心事又集體投入到浩劫中，宏大的運動如何與具體個人深陷在對當下生活的即刻關注、尤其是他們各自的情感和利益考慮發生耦合？這位高高在上的審判者也不會去換位思考：設若“我”身臨其境，是否一定能保全“義人”、“完人”的姿態呢？程恭也沒有耐心去傾聽真正的幸存者殷正的發言，他疾言厲色的判詞中也不會給大斌、陳莎莎這樣的卑微者留下生存的余地，受害者的經歷未必必然通向智慧與正義。

　　與張悅然此前的作品相比，《繭》的結尾更多顯露出作者的善意。小說如同病歷檔案，同時也提供了一份康復記錄。小說由18年后的現在開始敘述，然后啟動回憶，涉入時間的長流，最后回到當下，掙扎著上岸，衣袂上還淅淅瀝瀝落著水滴，終章卻干脆利落地結穴于一份炸醬面“倒入潔白剔透的碗中”，并不拖泥帶水……說實話，張悅然對筆下主人公也許有點偏愛，或者說，這一刻，小說人物某種潛意識的心理渴求滲入了作家筆端，作者與敘述者似乎分享著對這一結局的渴求。

　　再回到敘述者層面。自傳式的回憶，或者說，從糾纏其中并延續到現在的傷痛中表達并傳遞故事，能夠講述自我故事的發生、轉變，這一講述行為本身常常意味著創傷的逐漸治愈。在自我故事的講述中，有可能發展出和自己、和他人、和世界的新的關系，有可能將創傷記憶重新整合到經驗之中。小說的章節安排表明，回憶是在李佳棲和程恭的對話中展開的，此前閉鎖在歷史創傷中的孤獨個人漸次走向與他者共存，見證不是孤寂中的獨白，“見證者是和某人交談：對一個他們等待很久的人談話”(王欣：《創傷、記憶和歷史》)。

　　其實，在李佳棲與程恭之間的對話之外，小說還隱藏著一個更加內在的對話結構——兩位主人公各自心靈內部的對話、辯難。記憶在展開的過程中免不了滲透進現實的需要和當下的向度，正因為如此，我們在小說中能辨析出兩個“我”在交流，一個是往日/記憶敘事內部的“我”，一個是當下/記憶敘事外部的“我”。記憶的展開就是兩個“我”之間的往復對話，我們尤其需要重視的是當下之“我”對往昔之“我”的質詢。比如，此前對世界抱持緊張敵意的程恭，終于“感覺這個世界好像和原來有點不一樣了，它似乎對我抱有極大的善意”。在體認世界的善意的同時，程恭也需要與自己內心的惡不斷抗爭。正視自己內心的黑暗，在自我對抗中遏制惡，伴隨著這一持續的抗爭過程，程恭才能走出夢魘、重獲自由�；謴汀拔摇睂λ�人、對世界的健康認識，恢復“我”和他人、和世界之間的健康互動關系；而這一恢復過程，同時就是一個自我教育的過程。

　　從納粹集中營九死一生地走出來，克里瑪曾一度“著迷于報仇的思想”，但隨即意識到“極端的經驗可能使我們的判斷力傾斜”，下面這段自省，應當提示給為創傷記憶所糾纏的、程恭式的復仇者們：“在這個世紀，我們作為個人和作為團體成員所經歷的非同尋常的經驗，可能使得我們迷失得更遠。想要從我們的受苦經歷中得出結論，會被導向致命的錯誤，不是把我們引向我們想得到的自由和正義的境地，而是把我們引向相反的方向。對于這些人本身來說，極端的經歷并不打開通向智慧的道路。和自身的經驗保持一定距離，我們才能得到我們想要的東西�！�(伊凡·克里瑪：《一個如此不同尋常的童年》)

　　記憶是對往昔的追溯與耽溺，也是對現在的救贖與重建。小說終章，“天已經亮了，風停住了”，是的，“雪還在下”(想起《以賽亞書》：“你們的罪雖像朱紅，必變成雪白”)，程恭和李佳棲一起站在雪地里，聽著遠處的各種聲音，“一個早晨開始的聲音”……經歷了這一段黑暗羈旅之后，讀者盡管將信將疑但至此也不免松一口氣：一個新的早晨開始了，是否預示著“修復世界”的能力正在潛滋暗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