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人性的雙重審視(洪治綱)

《已卯年雨雪》，熊育群著，花城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50.00元

　　《已卯年雨雪》的意義在于，作者從平凡的個體生存出發，從無處不在的死亡威脅出發，通過族群之間的尖銳沖突，既揭示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文化淵源，也展示了日寇侵略行徑對人性的深深傷害。

　　1939年9月23日，離中秋還有4天，家家戶戶都在期待佳節團圓，但侵華日軍卻由洞庭湖悄然登陸湖南營田一帶。幾番突襲與屠戮之后，棄尸處處，萬戶哀號。70多年后，熊育群帶著故鄉后輩的某種使命，四處尋訪，苦苦求證，最終完成了這部《已卯年雨雪》。讀罷這部長篇，我覺得，作者并非是為了向時代作出什么承諾，而是試圖通過激活這段沉重的苦難記憶，完成內心深處的某種祭奠儀式，從而緩釋這一歷史情結在精神上的長期糾纏。這一點，在他的長篇后記中也得到了印證。

　　從故事框架上看，《已卯年雨雪》并不復雜。熊育群以中日兩對新婚男女作為主線，讓他們在汨羅江畔的營田相遇，家仇國恨，生離死別，夫妻情感，由此詭異地交織在一起，演繹出歷時數月的戰爭與族群、人性之間的尖銳對抗。無論是來自日本的武田修宏和武田千鶴子夫婦，還是生活于湘江之畔的祝奕典和左坤葦夫婦，他們都是普通的平民，有著各自的甜蜜情感和生活憧憬，但是都被深深地卷入戰爭的漩渦，一步步陷入徹底失控的命運之中，要么夫死妻傷，要么流離失所。在強悍而野蠻的軍國主義秩序面前，任何卑微的生命都逃不過生死之劫，此所謂“大風吹過，所有的小草都會搖曳不�！�。

　　面對這場慘烈的戰爭，熊育群也像大多數現代作家一樣，試圖擺脫中日之間單純的族群仇恨，超越戰爭暴行的控訴性書寫，努力將視野延伸到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上，探討日本軍國主義的精神源頭。為此，在《已卯年雨雪》中，作者別有意味地擇取了武田千鶴子作為一個重要的人物視點，通過她奔赴中國探親尋夫的坎坷遭遇，不斷審視這場戰爭背后所隱含的一些族群文化心理，尤其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形態。這種文化形態，恰如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所強調的那樣，具有鮮明的矛盾性，“菊花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日本人愛美而又黷武，尚禮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頑固，服從而又不馴，忠貞而易于叛變，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求新�！边@種相互沖突的文化特質，同樣深深地植根于武田千鶴子的心中。在親眼目睹丈夫遭受中國人伏擊之后，她渴望以死殉情；被左家人精心照顧、身體逐漸康復之后，她又變得異常溫柔；看到恩人左坤葦的孩子高燒不退，她主動找出西藥；而當她想到丈夫的遭遇，她又渴望復仇，“殺不殺祝奕典是她最糾結的事情，不殺他對不起自己的丈夫，殺夫之仇她不能不報，身為日本人，復仇是她的命�！彼�連殺一條魚都心驚膽顫，內心卻不時地噴射著殺人的烈焰。這，或許就是日本近代文化所熏陶出來的怪胎。

　　通過武田千鶴子的內心敘事，特別是她在療傷過程的一次次自我回憶，作者在建構千鶴子的生命軌跡過程中，不僅讓我們看到了她和丈夫武田修宏這一代人的成長經歷，還讓我們洞悉了日本扭曲的軍國主義啟蒙教育。一方面，日本人對天皇有著極度的盲從，這種信仰教育，自近代以來，早已深入到每個日本人的骨髓，使日本形成了嚴格的社會等級秩序。另一方面，從“近代化教父”福澤諭吉的《文明論概略》、志賀重昂的《日本風景論》，到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等等著作，無一不在強調大和民族的優秀，“日本必須為建立等級秩序而戰斗。這一秩序的領導者只能是日本，因為日本是唯一真正自上而下建立了等級制度的國家�！币劳杏凇皡擦址▌t”的強權理論，不僅成為日本人最時髦的思想教科書，而且有力地塑造了他們的群體性價值觀念，成為日本侵略擴張的理論基石。

　　伴隨著生與死的尖銳對抗，任何戰爭都必然使人性內在的各種成分得到無限的放大，人的心理變得極度扭曲。這也是無數戰爭文學都成為人性挽歌的緣由。在《已卯年雨雪》中，熊育群對人性問題同樣也進行了饒有意味的呈現。當然，人畢竟是一種文化的存在，倫理的存在。在黑暗的深淵，我們依然看到，還有溫暖的人性之火在閃耀。人性是訴說不盡的，在戰爭文學中，尤為如此�！兑衙�年雨雪》的意義在于，作者從平凡的個體生存出發，從無處不在的死亡威脅出發，通過族群之間的尖銳沖突，既揭示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文化淵源，也展示了日寇侵略行徑對人性的深深傷害。這種傷害，在中日兩國人的內心深處，都留下了無數迄今仍難以彌合的戰爭后遺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