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傳》：她走著荊棘鮮花共生的天路(楊碧薇)

《丁玲傳》封面

1928年胡也頻與丁玲攝于杭州

　　《丁玲傳》，作者李向東、王增如，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于2015年5月出版。寫下這些信息時，我突然意識到，在2015年度國內出版的圖書中，這是使我最覺有趣的一本。它的有趣，不僅在于它是一本人物傳記，以人物生平為主脈，而歷史與時間則沿此輻射開；也不在于它鋪陳了翔實的史料，并對斯人斯事有著較為客觀公允的評價；還在于它本身散發著一種鎮定自若而又波瀾暗涌的氣質，中和著秀美與壯闊。因此，雖然沒有浪漫的文筆與泛濫的抒情，但是它將丁玲寫“活”了。當不斷成長著的丁玲以文字的形式站立在我面前時，我感覺到，這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生命，她的理想、她的愛恨、她的追求都是那么真實豐滿、可感可觸。

　　與延安文學有關的書都涉及丁玲

　　我第一次對丁玲“觸電”，是因為一張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黑白照片。從光影效果來看，拍攝時間應該是一個晴天。照片上的女人留著齊耳短發，將一張飽經滄桑卻又堅強樂觀的面孔呈現給我們。深深的魚尾紋，從她的眼角蔓延開來，但這并不妨礙她在鏡頭前自信愉快地咧著嘴笑。

　　那時，我還在上初中，有一天，無意間從父親的書房里翻到一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的《丁玲選集》。我翻看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但更令我感興趣的，是她早期帶有“革命+戀愛”色彩的《韋護》。

　　高中時，我第二次讀到有關丁玲的文字。這次是漢學家史景遷的《天安門：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在這本迷人的書里，丁玲坎坷的一生、她的創作之路與中國20世紀的革命歷程被完整地勾連起來，史景遷精彩的敘述讓我對丁玲產生了不小的興趣。很快就上大學了，因為修中國現代文學史，我趁此機會讀了丁玲的《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我在霞村的時候》、《“三八節”有感》等著名篇章。但是，在二十出頭的年紀里，我還是更迷戀蕭紅、張愛玲等在文字里展現出來的風采。

　　好在我的“審美”沒有原地不動。讀研后，因為學有關延安文學的課程，我開始進一步走近丁玲。隨著知識興趣點的轉移，我越來越認識到丁玲的特殊性，那段時間，我讀了若干與延安文學有關的書，其中莫不涉及到丁玲。而現在手邊這厚厚的上下兩冊《丁玲傳》，我相信，它們與我有著注定的緣分。

　　她的一生傳奇而復雜

　　《丁玲傳》里是怎樣的一個丁玲呢？作者從她的故鄉寫起�！澳抢�(湖南省常德市臨澧縣)是楚文化的重要傳承地，現存有宋玉墓、宋玉城等遺跡”；她的家族富裕而有名望，蔣家老屋“原是一組五進深的大院子，石頭壘砌的高大院墻，青石板鋪就的地面，木料都是上好的杉木，大小房子128間，還有后花園和假山石。大門前有一對朝廷賞賜的石獅子，東西兩側的桂花樹有一抱粗”。為了證明這一點，作者引用了丁玲自己的回憶文字：“家家都做官，這個官，那個官，皇帝封敕的金匾，家家掛，節烈夫人的石牌坊處處有�！�

　　丁玲三歲喪父，但她有一位自強的母親。年輕的母親為改變命運，作了奮力一搏，帶著一雙兒女，前往常德女子師范學校求學。這在那個年代可謂是驚世駭俗之舉。雖然遇到很多困難，但母親依然挺了過來，畢業后，母親成了老師，后來還當了校長，并把不到二十歲的丁玲送去上海求學。

　　離開了湖南，丁玲的燦爛人生就展開了。她開始聽陳獨秀、茅盾、陳望道、劉少奇等人講課，結識了瞿秋白。接著，又認識了胡也頻、馮雪峰、魯迅。年輕的她也有過迷茫，但是很快，隨著愛人胡也頻的被捕與就義，剛做了母親的丁玲思想急速左轉，左聯與《北斗》水到渠成地成為她最初成長的兩個陣地。

　　終于，她被國民黨特務逮捕了，魯迅、蔡元培、宋慶齡、羅曼·羅蘭等出面營救，這為她贏得了國際聲譽。軟禁于南京的幾年中，離開了組織，她的信仰卻更加熾烈了。她想方設法逃離了南京，走過萬水千山，策馬抵達了在夢里百轉千回的延安。在那個時代，延安是革命圣地，象征著中國新的希望。延安十年，丁玲領導了西北戰地服務團、編輯了《解放日報》、經歷了整風……她逐漸蛻變為一位成熟的中年女性，還遇到了愛情——她與小自己13歲的陳明喜結連理。這段并不被人看好的婚姻，卻有著出奇的生命力：他們不離不棄，攜手走過了一生。

　　此后，丁玲收獲了輝煌與榮耀，也遭遇了諸多磨難，幾起幾落；直到晚年，還因辦《中國》而頗費心血，招致非議。她的一生，是傳奇的一生、復雜的一生，其與中國革命的彼此纏繞、互為映證，正如清華大學教授解志熙所說“這是一種既相向而行、生死與共而又不無矛盾和抵觸、甚至必有抵觸和磨折的復雜關系。而之所以如此復雜，則既關乎現代中國革命的特性及其對革命文藝的規定性，也關乎丁玲自己的革命性和個性”。

　　她是一種文藝思潮的代表

　　因此，《丁玲傳》還有另一層解讀，有其他的解碼方式，它讓我們透過個體去觀察更為宏大的東西。而關于波瀾起伏的中國革命，丁玲無疑是最佳的透視點之一。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她“有著超越一般現代才子才女只為個性解放、個人欲望而糾結的深廣社會關懷和社會改造理想”(解志熙語)，她的性別、個性、黨性、革命性，從她的文本中反映出來的20世紀中國思潮變化、革命話語生產機制變化、社會變遷等，都有著深刻的可闡釋性。而就目前的狀況來看，許多工作還沒有展開，好在《丁玲傳》已經為我們鋪開了一條道路，并提供了某種有啟發性的啟示。

　　這樣來看，就不難解釋為什么史景遷會選擇丁玲這個人物來闡發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見微知著，一直是一種有效的認知方法。而將《丁玲傳》與李潔非、楊劼的《解讀延安——文學、知識分子和文化》進行對比閱讀，則會有更多的收獲。前者主要是采用傳記式寫法，以丁玲的個人經歷為主線索；后者則架構于文學場、知識場與權力場的相互關系之中，除丁玲外，還寫了蕭軍、王實味、趙樹理等人。兩者結合閱讀，歷史現場就愈發明晰，我們對那段歷史，也會有更全面、理性的看法與評價。

　　2014年底，許鞍華的電影《黃金時代》上映，掀起了一陣蕭紅熱。那時我就期待著，下一個熱起來的民國女作家會是丁玲。還好我沒等太久，這本《丁玲傳》出現了。最后還要提到，《丁玲傳》的作者之一王增如是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書，“親聞親歷了丁玲晚年一系列重要事件”。作為曾與丁玲朝夕相處的人，在情感上難免會有偏頗，但作者在本書中卻秉持著客觀、公正的寫作立場，沒有“為尊者諱”，在涉及到一些歷史人物時，還是以史實為重。這對于傳記寫作和學術研究來說，都是難能可貴的。

　　書中說：“丁玲不是一個人，她是一種文藝思潮的代表�！倍�在我看來，丁玲也不只是代表了一種文藝思潮，她既是文小姐，又是武將軍，還是一種理想的化身。像瞿秋白預言的那樣，她有著飛蛾撲火的一生，燃燒的一生；她渴慕理想如同渴慕甘泉，她終身在為此追尋、奮斗，就像約翰·班揚筆下的殉道者，無論是身處死蔭幽谷，還是茫茫曠野，都堅定地走著荊棘與鮮花共生的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