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網絡文學就是研究當代文學(邵燕君)

　　邵燕君(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作為一個身在“精英陣營”的“學院派”研究者，我為什么要研究網絡文學？這是我進入網絡文學研究領域以來不斷被問、也不斷自問的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我是搞當代文學研究的，研究當下的文學和文學現象本來就是我的專業本分。所以，真正的問題是，網絡文學算是當代文學嗎？即使算，那么是當代文學中有價值的部分嗎？五年前，筆者剛剛進入網絡文學研究領域時，曾經大膽地預言：“如照此勢頭發展下去，十年之后，中國當代文學的主流很可能將是網絡文學�！比缃�，我不但更加肯定這一判斷，并且認為，時限恐怕會縮短。

　　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判斷，不僅因為網絡文學目前已經擁有了最大眾的讀者群———至2015年底，中國網絡文學用戶已達2.97億，這個數字是目前仍被稱為“主流文學”的傳統文學期刊讀者的數百倍乃至上千倍；更是因為，網絡文學是新媒介文學———媒介革命已經不以任何人意志為轉移地發生了，從媒介革命的視野出發，中國網絡文學的爆發并不是被壓抑多年的通俗文學的“補課式反彈”，而是一場伴隨媒介革命的文學革命。在不久的將來應該不再存在“網絡文學”的概念，相反，“紙質文學”的概念會越來越多地被使用。因為作為“主導媒介”，網絡將是所有文學、文藝形式的平臺，“紙質文學”除了一小部分作為“博物館藝術”傳承以外，都要實現“網絡移民”。

　　對于網絡文學價值的判斷，真正的問題也不是“網絡文學也可以像傳統文學一樣有文學價值嗎”？而是在網絡時代還能產生有價值的文學嗎？對于這一問題，筆者的回答也同樣是肯定樂觀的。不過，對網絡文學“文學性”的考察不能參照“紙質文學”的標準(不管是“純文學”還是通俗文學)，而是要以媒介變革的思維方式，參照“文學性”這一古老的文學精靈曾經在“口頭文學”、“簡帛文學”、“紙質文學”等不同媒介文學中“穿越”的方式，而考察其如何在“網絡文學”中“重生”。

　　面對媒介的千年之變，作為由印刷文明哺育長大的學院派研究者，我們該如何調整自己的文化占位和研究方法？如何從媒介革命的角度為網絡文學定位？如何從一個更廣大的文學史脈絡中重估網絡文學的價值？這些都是時代向我們提出的嚴峻命題。

　　五年來，我們對網絡文學的生產機制、各種類型文的發展脈絡和快感機制、重要作家作品等，進行了較為系統深入的研究。面對文學發生的重大變局，我們意識到，作為當代文學的專業研究者，對于事實上已經成為中國當代文學最有生產力和革命性的網絡文學，光站在外圍研究是不夠的，還必須同時介入到其生產、發展進程中去，就像以往的傳統文學批評者介入到當代文學的發展進程中一樣。也就是說，在這個政治、資本、網文自主力量相互博弈的“文學場”，精英文學批評必須有自己的占位并發聲，否則，缺席就等于棄權。

　　既然是專業研究者，我們最不可替代的價值，仍然是專業性———只是它不再是天然的身份特權，而是一種需要重新建立影響力的專業能力。畢竟，我們對文學史有著較為系統的了解，對文學理論，有著比較深入的把握。而一切似乎很學究氣的學術規范和方法論，其實，也像類型文的成規慣例一樣，是成功研究經驗的總結。這些都是凝結著前人智慧的寶貴資源，今天，我們要做的就是把這些資源盤活。

　　要做到這一點，首先需要調整研究者的身份和方法。這幾年，我們一直嘗試著以一種“學者粉絲”的方式進行“入場式”研究———從“客觀”“超然”的學者訓練中解放出來，讓自己“深深卷入”，面對自己的迷戀和喜好，放棄“研究者”的矜持和體制特權，和粉絲群體們“在一起”。與此同時，保持學術自省的意識和專業研究的視野方法，保持著理論的復雜度。如此，我們便可以站在網絡文學的活水源頭，將這個從地下涌出的龐大水系與歷史河流連通———將“網絡文學”的“文學性”與“偉大的文學傳統”連通，將粉絲們的愛與古往今來人們對文學、藝術的愛連通，在文學史整體的坐標系內，確立網絡文學的位置的價值。

　　從文學史的視野研究網絡文學，有兩方面的工作是當務之急。一方面是，對網絡文學發展近二十年來的重要成果進行總結，特別是對其中具有代表性、經典性的作品，做深入系統的研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一套相對獨立的網絡文學評價體系和批評話語。另一方面是，在這一批評體系主導下，對當下的網絡文學創作進行解讀、評論和篩選，介入性地影響當下網文的寫作潮流。

　　在前一方面，我們主要的工作成果是，完成了《網絡文學經典解讀》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即出)，挑選出12部小說作為12個最重要網文類型的代表作為解讀對象。在此基礎上，初步建立起網絡類型小說的“文學性”和“經典性”標準。在后一方面，主要工作是，以這一初步建立起的標準為參照，從2015年起推出年度推薦榜———推薦的20部作品的點評文字分兩期在《文學報·新批評》發表，根據榜單編選的本年度選本也加入漓江出版社歷史悠久的年選本系列，近日推出。

　　正如麥克盧漢在半個世紀之前就提出的，在媒介革命來臨之際，有可能發生文明的斷裂。要使人類文明得到良性繼承，需要深通舊媒介“語法”的文化精英們以藝術家的警覺去了解新媒介的“語法”，從而獲得引渡文明的能力———這正是時代對文化精英們提出的挑戰，對我們這些當代文學研究者提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