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受的教育(梁漱溟)

　　講到我所受的教育是有些出人意外的：

　　第一，我沒有讀過“四書五經”；“四書五經”沒有在我小時經老師教過，只是到后來自己選擇著看過而已。這在與我同樣年紀且有著同樣家世的人中絕無僅有。不讀經何以這樣早？那自然是出于父親的主張。如我在《我的自學小史》所述，我經過兩度家塾四個小學而入中學，在其間很早讀了些a、b、c、d，此外就是各科教科書了。

　　第二，我讀中學經5年半畢業；我所受正規教育即此而止，沒有再升學。我雖然后來在大學教過書，卻沒有在大學讀過書，更沒有出過洋。為什么不升學呢？就在臨畢業那年辛亥革命潮流先已暗中傳入學校，出校即作革命活動。接著便同朋友們辦報，作新聞記者；接著便轉到出世思想。出世思想否定人生，自不想求取世間學問(此時只有20歲)。所以到今天依然不過一中學生而已。傳統舊教育在我固然受得很少，受外來新式學校教育亦有限。

　　第三，有人推想我受的家教必然很嚴，其實恰巧相反。如《我的自學小史》所述，父親給我的教育不外乎一是講戲。父親喜看戲，即以戲中故事情節講給兒女聽。二是攜同出街購買日用品，或辦些零碎事，教我們練習經理事務，懂得社會人情。三是關于衛生或其他如何照料自己身體的許多囑咐，卻沒有給我講過書。我在父親面前(在母親面前更不必說)完全不感到一種精神上的壓迫。他從未以端凝嚴肅的神情對兒童或少年人。在我的整個記憶中，沒有挨過一次打，我們在父母面前幾乎不曉得什么禮貌規矩。12歲至20歲時，父子思想見解非常相合，父親最喜歡聽我發議論。20歲以后思想見解不相合，每天看報必談時事(大局政治、社會風教)，每談必然爭吵。

　　但毫無疑問，父親對我的影響極其大。因此在《我的自學小史》里面特有一節敘述父親，還特有一節敘述我的一位父執彭翼仲先生。父親給我的影響可分兩面：一面是消極的，就是《我的自學小史》中已擬出題目尚未寫的《父親對我信任而且放任》那一節所準備說的，父親如何給我充分機會讓我創造自己；另一面是積極的，就是從父親的人格和思想給我一種感召和暗示。

　　近百年來由于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激起了中國人的愛國和維新，我父親和我的父執彭翼仲先生便是1890年至1910年那段時期熱心愛國而勇于維新的人。那時愛國維新不是容易事。他們具有的一種反抗精神至今讓我留有深刻印象。反抗什么？反抗親戚故舊一般流俗的竊笑與非議。流俗總是瑣瑣碎碎只為自己身家作打算而不問他事；流俗總是安于庸暗，循常蹈故，沒有一點自己的識見。我父親與此完全相反，但又不像彭公那樣激昂奮發，爽朗表示出來，在含蓄謙遜之中而義形于色，給人印象更為有力。

　　回憶十六七歲時，我很喜歡看廣智書局出版的《三名臣書牘》(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和《三星使書牘》(郭嵩燾、曾紀澤、薛福成)，圈點皆滿。而尤其愛胡公與郭公之為人，正是由于受父親影響。胡公主要是代表一種俠氣熱腸人對大局勇于負責的精神，把重擔都攬在自己身上，有愿力有擔當，勞怨不辭。郭公主要是代表獨具深心遠見的人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不與流俗同一見解，雖犯眾議而不顧。我父親和彭公的行動和言論，幾乎無時不明示或暗示這兩種精神；我受到啟發之后，這兩種精神亦就幾乎支配了我的一生。

　　大約14歲時，我的人生思想，與西洋功利派思想相近。這亦是受了父親處處以“務實”為其一貫的主張影響而來。因為幾十年一次一次的國難國恥給父親的刺激，使他體會到西人所長正在務實，而中國積弱全為念書人專講些無用的虛文所誤。做事要做有用的事，做人要做有用的人。

　　我常說我一生的思想約分三期：第一期可說是西洋思想；第二期可說是印度思想；第三期才轉回到中國思想。所稱第一期即從上面那種觀念開端，加以深化，加以組織而成。

　　我常說：我從無意講哲學，我是不知不覺走入哲學之中，經人指明而后才恍然“原來這就叫哲學”。其所以無意講哲學，就為當初把文學哲學那一類東西都認為無用而排斥之故。所謂不知不覺走入其中，即是從最初那種實用主義不知不覺慢慢加以深化，加以組織。

　　當初不止不要哲學，甚至于根本就把講學問看輕。重事功而輕學問。后來這種錯誤觀念雖得糾正，但依然不甘為學者而總是要行動。30年前舊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時，我主張重振古人講學，且要把它與近世的社會運動合而為一，意正可見。這或者是從八九歲便參加那些在街頭散放傳單(例如為美國虐待華工而倡導抵制美貨)的種種活動有關系。綜觀四五十年間，有革命思想就要革命，有出世思想就要出家，說改造社會就要下鄉，說抗日就要到敵后工作，主張從聯合求統一就奔走各方……如此之例不一而足。

　　說到行動，一個人在幼小時自難有多大自主性可言；但由于父親啟發我的心思而不干涉我的行動之故，養成了我在行動上的自主性。在學業上只讀到中學而止，不再升學，就是行動上自主自決的表現。而這一決定又實源于學業上很早便是自學之故。幾乎從幼年起便在學業上是自學，在行動上是自主，到后來在自己一生表現則為有志業而無職業的一個人。關于有志業而無職業的話容后說，先把自學的話說一說。

　　我9歲那年(1902年)春上，彭翼仲先生創辦的《啟蒙畫報》出版；這就供給了我最初亦最好的自學資料。如《我的自學小史》所述：“我從那里面不但得到了許多各科常識，并且啟發我胸中很多道理，一直影響我到后來；我覺得近若干年所出兒童畫報都遠不及它�！薄秵⒚僧媹蟆废仁侨湛�，隨后改旬刊；而同時別創《京話日報》一種。講到北京報業史，這要占第一頁。它用白話文，意在以一般市民為對象，而不是給所謂“上流社會”看的。內容有新聞，有論說。新聞以當地(北京)社會新聞為主，約占2/3；還有1/3為“緊要新聞”，包含國際國內的重大事情。論說多半指摘社會病痛，時或鼓吹一種運動，所以甚有力量，對社會產生了很大影響。但初時風氣不開，被呼為“洋報”。取價雖廉，而一般人家總不愿增此一種開支。先靠熱心人士出錢訂閱，沿街張貼，或設立“閱報所”“講報處”之類，慢慢推廣。堅持到第3年，而后才發達起來�！秵⒚僧媹蟆烦霭婕s滿兩年，是我10歲內外的好讀物；《京話日報》首尾五年，是我14歲以前的好讀物。它們都是非常有生氣的。

　　14歲入中學后，大部分精力都用在閱讀課外讀物上。換言之，完全以自學為主而不是學習功課作一個普通中學生。我當時擁有梁任公先生主編的《新民叢報》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冊和他編的《新小說》(月刊雜志)全年一巨冊，以及其他從日本傳遞進來的或上海出版的書報甚多。再往后(1910年)更有梁任公的《國風報》(旬刊或半月刊在日本印行)和上�！睹窳�報》(屬革命派)按期陸續收閱。這都是當時在內地尋常一個中學生所不能有的豐富財產。其中一小部分是自己設法得來，十分之九是從父親或父親的朋友處得來。深有自學興味的我，有了這些資料，便“寢饋其中”；自學之遂成在此。

　　(本文選自梁漱溟著《憶往談舊錄》一書，標題為編者所加，該書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