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城的記憶沉積(俞耕耘)

　　《我腦袋里的怪東西》，［土耳其］奧爾罕·帕慕克著，陳竹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49.00元

　　那么，我腦袋里的“怪東西”到底是什么？它使小說深邃神秘。也許正是人與城市記憶交融后的沉積，時常泛起了“怪東西”。它時刻提醒著野狗的“異己”威脅，標示著混凝土高樓的僵硬，替換了溫情老派的顧客，不存在熟悉敗落的小徑。

　　對于一位已獲諾貝爾文學獎殊榮的作家，如何從一個巔峰走向下一個巔峰，仿佛是一種陷入“真空”的挑戰。因為要繼續超越什么，擺脫什么，將變得更加無形。素材消耗、激情衰退和無意識的重復書寫都有可能令人困厄。然而，奧爾罕·帕慕克卻堅守了書寫中的維新與常道，繼《純真博物館》之后，時隔多年寫就了《我腦袋里的怪東西》這部氣象恢弘的佳作。

　　這部新作如此引人矚目，在于它充滿了銳意跳脫的誘惑和雄心，另寫風格的膽識與魄力。無論此作是否如媒體所言超越了作家前作，毋庸置疑的是：帕慕克完成了一次宏大的底層敘事，實現了一種文化尋根和民族反思的雙重鳴奏。這種以小人物為焦點，以家族史脈絡鉤聯，呈現城市編年史的寫法，恰好暗合了一種中國的書寫氣質與敘事傳統。

　　小說的主人公麥夫魯特來自山村，12歲隨父來到伊斯坦布爾，叫賣古老的發酵飲品“缽扎”。他是城市的實錄者，所有底層人物的凝縮。帕慕克遠離了他熟悉的階層與主題，以一個小販在伊斯坦布爾橫跨43年的個人奮斗、愛情傳奇和家族紛爭為經，折射宗教政治紛爭、城市生活變易和人生情感冷暖。我們要嘆服，作家轉向底層，描摹城市邊緣，以如此質實的日常細節呈現生活密度，卻沒有一絲虛弱處，如此繁多的支線穿插也未帶來冗長瑣碎感。

　　這得益于帕慕克采訪素材的用心，結構敘事的內力�！段夷X袋里的怪東西》雖以麥夫魯特的小販人生為線索，然而故事可不是他一人在講。小說采用了相當“漂亮”的敘事法：它既如不同人物的多聲部共奏，又像受訪者的采訪匯編；既有不同講述的相互補充，更有不同解釋的“羅生門”。從而，帕慕克造就了一種人物既能傾訴衷腸，又能隨意調度故事的萬能模式。麥夫魯特講故事，也被故事里的人物講述，這種內在豐盈的無限性，有如《天方夜譚》的智慧。如果你認為“多聲部”僅僅是作家的炫技，那就錯了，這種形式直接將小說內蘊推向了極致。

　　如果問這部小說最讓人震顫的地方，我想是故事的背后——城市的景深，無以抗拒的命運感，讓人物情感的真摯、純粹、熾熱和卑微無限地緩釋、深化�！岸嗦暡俊睌⑹龅男问揭饬x此時就尤為重要，因為它造成了人物命運差異的重復。整部小說就像樂曲，必須要有“主題”的不斷變奏再現。所謂的“怪東西”就是腦海中揮之不去的“重復”。麥夫魯特無論如何打拼：賣酸奶、鷹嘴豆飯、缽扎、開店、收電費，都重復著父親難以致富的宿命，永遠沒有擺脫伯父堂兄一家的資助。如果主人公迅速發家致富，那么這無疑只是一個俗套的勵志故事。

　　從深處看，“重復”挖掘了整個家族史構建的“怪東西”，不斷效仿書寫成為帕慕克最精彩的絕技�！八�的爸爸和伯父娶了姐妹倆，他和堂兄又娶了兩姐妹�，F在如果第三代人繼續通婚，那他們的孩子要么是對眼，要么是口吃，或是癡呆兒”。麥夫魯特畏懼的正是這種來自家族的詛咒：他從小背離母親，只有姨媽充當了母親的角色；自己的兩個女兒也失去了母親，薩米哈姨媽給予了母性關懷。歪脖子岳父成為鰥夫后，女兒先后私奔。多年后，麥夫魯特的人生仿佛克隆了岳父的孤獨命運。

　　小說開篇橫貫插敘的私奔情節，則成為思考土耳其女性命運、愛情求索的寓言，也是整部小說的回環之扣。麥夫魯特在堂兄婚禮上與薩米哈四目對視，難以忘懷。卻在蘇萊曼的誤導下，給其姐姐拉伊哈寫了三年情書。在搶親私奔后，發現拉伊哈并不是那個眼睛美麗的姑娘。麥夫魯特平靜接受了這位賜予自己幸福的拉伊哈。帕慕克的深沉之愛，美麗哀傷猶如夜的靜謐杳渺：意愿與選擇也許并不一致，而選擇能夠重新創造愛的力量。薩米哈、菲夫齊耶的私奔都效仿了拉伊哈的決絕、熱烈、獨立與驕傲。也許這只是作家腦袋里的怪東西：他給予私奔圓滿和解的結局，賦予著欽慕的肯定。而現實的晦暗，很少有人留意：麥夫魯特母親在鄉村的留守，維蒂哈在家族中所受的冷暴力，薩米哈在婚后的空虛苦悶，拉伊哈因原始墮胎而去世。婦女無法接受良好教育，成為男性附屬，嫁娶成為家族盈利的暗示隨處即是。

　　麥夫魯特在不幸的落魄中堅守著一種來自等待、守望和滿足的幸福。叫賣缽扎其實并不是“非此不可”之事，而是因妻子女兒夜里的守候、窗簾拉起的燈光、老顧客的溫情寒暄讓他自由，享受在小街的夜行。小說也寫盡了人生況味：甘于卑微，為人正派的主人公最終獲得了兩次選擇，先后迎娶了拉伊哈、薩米哈姐妹。如果不仔細回味，你會以為帕慕克怎么也寫了這樣俗濫的大團圓結局？其實，這卻是一個精彩的要命的補綴�，F實人生，我們大多只能做出一個選擇，顧此失彼。帕慕克卻同時“回寫”了另一個“前情”：薩米哈最終回答，當年她并未愛上他，不會和麥夫魯特私奔。只有同時踏入兩條河流，才能徹悟：“在這世界上，我最愛拉伊哈�！�

　　那么，我腦袋里的“怪東西”到底是什么？它使小說深邃神秘。也許正是人與城市記憶交融后的沉積，時常泛起了“怪東西”。它時刻提醒著野狗的“異己”威脅，標示著混凝土高樓的僵硬，替換了溫情老派的顧客，不存在熟悉敗落的小徑。麥夫魯特的叫賣，就是來自另一時代的憂傷聲音。小販的腳步，更是在腦海暢游，行走出了城市。這是一座被現代“掏空替換”的城市，麥夫魯特或許正是不再屬于伊斯坦布爾的“怪東西”。這是一首沒有英雄的史詩，斑駁久遠的挽歌。

　　奧爾罕·帕慕克如此迷人，伊斯坦布爾需要他這樣的行吟詩人，靈魂歌者�；蛟S用“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來形容，能更好表明一種雙關：書寫既創造了城市版圖，使它歸屬于作家；同時，作家也在城市中走失融化。正是這種偉大的“一廂情愿”，使帕慕克成為土耳其的“異鄉人”，飽受爭議。這究竟是因內省刺痛了民族神經，還是凌越透視了宗教歷史，抑或象征批判了政治現實？或許只有土耳其人才知曉作家文字帶來的震顫與疼痛，而我們只能在異域，想象這座城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