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蔡駿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謀殺似水年華》,于情人節當天上映。電影與小說有很多不同,而在這篇創作談里,蔡駿分享了多年從事懸疑小說寫作的感受——
懸疑是文學的匕首

為了被謀殺的似水年華,懸疑無時不在,無處不在。我想,懸疑就是一把匕首,在文學中,在電影中,展示最鋒利與最要害的部分,耀眼而奪目。今年冬天,我回到以前的家里,尋找一份10年前的合同,意外找出一本“黑面抄”。黑色硬板紙封面的筆記本,紙張干脆泛黃,仿佛出土文物。那時還沒使用電腦呢,許多閃過腦海的原始創意,就這樣隨手記在紙上。黑面抄里夾著許多小紙條,布滿自己都難以辨認的字,有些后來成了我的小說。這些褪色的圓珠筆字跡,出自世紀末的那一年———霎時明亮起來,點點滴滴,事無巨細。人們說不忘初心,但我想感謝那時的自己,因為找到了一種解藥;蛘哒f,我用懸疑的方式,拯救了自己。
從2001年的 《病毒》 到2005年正式給出“懸疑小說”定位,直到2010年,初春,我開始籌劃下一部長篇小說。首先,這個故事的開頭,有一家神秘的淘寶店,名叫“魔女區”(或許是受到日劇 《魔女的條件》 影響)。有個夏天大雨的清晨,1995年8月———少年目睹母親被殺,只有他才能辨認出兇手的臉。他被辦案的警察收留,警察恰有一個與少年同齡的女兒。這對少男少女之間,發生了許多必然會發生的故事。書里有條名為伊斯法罕的紫色絲巾,還有錦江樂園的摩天輪,傳說轉到頂點許愿就會實現。
《謀殺似水年華》 寫作時間不長,因為構思完整,幾乎一氣呵成。后面三分之二,我竟以每天一萬多字連續保持五到六天。我在經歷與主人公們相同的喜怒哀樂,感受一樣的恐懼,仿佛面對一條永遠無法跨越的溝壑。不僅僅是這本書,也有我以往所有小說的溝壑?邕^這條深溝以后,瞬間豁然開朗,眼前已是一望無際的田野,前所未有的孤獨。
小說結局,我也糾結了很久。最早在 《萌芽》 雜志連載的版本,秋收出獄以后,發現小麥依然在等待他,家門口系滿了黃絲帶。到了第一版的圖書單行本里,我改成了開放式結局,難以預料小麥究竟會不會依然等他?真的是“我心里難受你”。到了最近一版的圖書,我把整個尾聲都刪除了,就到案情真相大白為止,至于男女主人公接下來的命運,留待真實的生活解答吧。我想,似水年華,一旦被謀殺,就永遠不會回來。小麥愛過的那個秋收,也只是十八歲的那個他,今天再回來早已物是人非,不過是一個補償心理的幻影。所以,我已經有了答案。
2011年,在 《萌芽》 雜志連載一年之后,圖書出版了。然后是漫長曲折的影視改編過程。那一年,陳果導演就找過我,但影視改編權已給了另一家公司。2014年,某種契機,他再次與我溝通,希望導演 《謀殺似水年華》。他說讓他最動情的,是小說中寫到的秋收與小麥的十八歲青春?催^《榴蓮飄飄》 里的香港與東北,我想,陳果在 《謀殺似水年華》 里閱讀到的,大概也就是1995年與2000年的青春,以及這個讓我們不知所措的現實。2014年末,電影終于開機,我在北京的風雪里探班過一次,然后是忐忑的等待。
雖然,懸疑小說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種舶來品,但我已找到了自己的方式與風格。類型文學自有許多細分,包括推理、驚悚、哥特、靈異、知識懸疑等等,從斯蒂芬金到丹布朗,從松本清張到東野圭吾,雖然風格特點題材各有不同,共同點卻是“懸疑”二字———究竟是人還是鬼? 兇手是他還是她? 主人公的命運將往何處去?
在日本通常叫做推理小說,但不同于中文語境里的推理,日本的推理小說其實包羅萬象,遠遠超出我們認為的傳統推理小說的定義。松本清張、森村誠一都是我非常喜歡的作家,因為他們的社會派風格符合我的審美,東野圭吾的許多作品當然也很好,比如 《白夜行》。但有一位日本作家,我認為是被嚴重低估的,就是 《午夜兇鈴》 的原著作者鈴木光司,事實上我的第一本書 《病毒》 就是深受 《午夜兇鈴》 的影響的,尤其是那種讓主角陷入絕境的敘事結構———從一開始就緊緊抓住讀者的心,再通過主角的求生欲望,一步步解答來自過去的邪惡。某種程度上,這個結構與主題,同斯蒂芬金有異曲同工之妙。
而在歐美更多的叫做犯罪小說,自有層出不窮的大師杰作。但我個人最愛的還是斯蒂芬金,因為他的作品更為真實接地氣,用一種文學的語言在講述故事,尤其是講述平凡人的故事,在絕望中如何尋找希望,比如《肖申克的救贖》 和 《綠里奇跡》。當然,斯蒂芬金的作品翻譯成中文之后,會遇到許多閱讀障礙,有翻譯的問題,也有思維方式的問題,但這不妨礙他的大師地位。
相比之下,《達芬奇密碼》 的重點卻不是在人的身上,而是某個歷史、宗教與藝術之謎,最終回歸到對于西方人非常重要的命題。我雖然也是個歷史愛好者,過去很多作品像 《荒村公寓》 《地獄的第19層》 也有大量的歷史與知識背景,但如今卻已經不再是我的趣味范圍之內了。我個人的傾向越來越集中在社會與現實領域。
2014年,一次大面積航班誤點被困在機場的經歷,讓我突然想起“最漫長的那一夜”這幾個字。那個春天,我正好在寫一個短篇,名叫 《北京一夜》。這是一個關于說故事的故事,故事里帶有我自己的成長記憶。雖然借一個北京出租車司機之口說出,但對于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地域之間并沒有太大距離,受著相同年代的教育長大,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我們是有多么復雜啊。這一切與文本或結構無關,只來自兩個字———記憶。
我嘗試著把小說發給金宇澄老師,忐忑不安地等待了一個禮拜,有天早上收到金老師的短信:“小說很棒,充分顯示了拓展力量與特點,準備用在 (上海文學) 八月號的頭題”。那天中午,我獨自在家吃午飯,一邊吃一邊掉下了眼淚。不為別的,只想要證明自己。
所有標題帶有“一夜”,所有主要敘述發生在一夜之間 (也許所涉及故事和背景跨越數年),所有視角幾乎都來自于我的第一人稱,所有內容也有一大半都真實發生過。我的故事,或者,我身邊的人們甚至你們每個人都經歷過的。
這些年,大家都在說“非虛構”。但是,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新聞,網絡上的明星八卦,大家親眼目睹的事件,乃至夫妻間的日常生活,恐怕都沒有百分之百的“非虛構”。所以,“非虛構”是一個偽命題,用小說來寫“非虛構”,差不多也相當于用“非虛構”來寫小說。真實是一種力量,虛構同樣也是一種力量,我想在“最漫長的那一夜”,把這兩種力量合并為一種力量。懸疑小說的力量,就是通過日常生活所不見的故事,描繪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許多本質。比如社會的問題,人性的自私,情感的糾葛,或者生離死別。我也想把純文學的力量,與類型小說的力量合二為一。2016年,我還在繼續寫作 《最漫長的那一夜》,將拓展到超長篇,又是一次巨大的考驗。
最后,回到2月14日公映的 《謀殺似水年華》。從2011年到2016年,五個春秋的年華又被謀殺了一遍。電影與小說,當然有許多不同,幸好我也沒有參與編劇。小說的承載容量更大,可以大量運用回憶和心理描寫,但是電影不太適合這樣,尤其要作為商業片來說的話。觀眾相比讀者可能會更加挑剔,不是在文學與情感的層次,而是在畫面以及理解度上。小說里的時間跨度,長達15年甚至30年,其間寫到了知識青年一代人 (老三屆)也寫到了現在的80后,想盡可能全面地去表現中國社會的變化與風貌。這些都是電影很難做到的,或者導演想要做到,但市場未必允許。畢竟 《謀殺似水年華》 不是 《尋龍訣》,這是拍給不一樣的觀眾看的不一樣的故事和不一樣的情懷。
如果說有什么遺憾,就是 《謀殺似水年華》 原本是上海的故事,田小麥也是個上海姑娘,但在電影版變成了北京的故事。小說里有一段情節,發生在1995年的甲A聯賽,主人公在上海申花隊主場的觀眾席上追擊疑兇———那是1995年的虹口啊,申花球迷秒懂———可惜在電影里變成了北京國安的主場。接下來,期待我們上海電影人拍攝的 《最漫長的那一夜》(2016年即將開機) 吧!
為了被謀殺的似水年華,懸疑無時不在,無處不在。我想,懸疑就是一把匕首,在文學中,在電影中,展示最鋒利與最要害的部分,耀眼而奪目。
(作者系懸疑小說作家,22歲開始發表小說,此后連續9年保持中國懸疑小說最高暢銷紀錄。代表作包括《病毒》 《最漫長的那一夜》 《謀殺似水年華》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