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為學生文學社題名(李凱源)

　　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社會上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文學熱潮。我教書的學校面向全國招生，每年新生入校不久，南腔北調的學生就會自發地以同鄉、同專業或相同愛好，成立若干個文學社團，開展各種形式的文學活動。

　　搞創作就要找指導老師，而我校是一所部屬的專業院校，不設中文系，只有一個中文教研室，為全校理、工、文、法各專業班講授大學語文與寫作。學生們知道我是中文教研室主任，并了解到我每周六晚上，還為“文革”后天津成立最早、規模最大的和平文學社講小說創作。于是這些文學青年們紛紛找我為他們輔導，有的甚至找到家中讓我看稿。我既要保護他們的創作熱情，還要勸誡他們應以學好專業課程為主，不能主次顛倒。但面對眾多的咨詢，我雖然有個好脾氣，但也確實感到有些難以應付，而且影響到我的教學與科研。

　　正當我困惑時，一位湖南籍學生朱法民出面，想把全校各個社團整合在一起，我當然極力支持。我很佩服他的游說、組織能力。經過一番努力，終于組建成一個全校性的“新星文學社”，有15位社務委員、一位社長、三位副社長、一位秘書長。下設小說散文組、詩歌組、評論組。并成立編輯部，有主編、副主編，準備編印小報。組織嚴密，分工明確。文學社由朱法民任社長，聘我為名譽社長。我建議他們聘學院黨委書記、院長與團委書記為顧問，以利于得到行政與經費的支持。

　　他們的雄心壯志讓人欽佩，可有一些欲求也使我為難。他們提出，要我請孫犁先生為文學社題寫社名。我與孫犁先生相識很早，但從無私人交往。上世紀50年代中期，天津日報社文藝組將二三十位經常寫稿的業余作者，組織了一個業余寫作小組，不定期地召開座談會。聽聽作者們有什么寫作計劃，再由編輯們談談他們的設想，交流通氣，十分融洽。孫犁有時參加，對我們幾個年輕人多予鼓勵。孫犁問我：“寫文章為什么總更換筆名？”我說：“單位領導認為寫與工作無關的文章是不務正業，才不得不變換筆名加以掩飾�！彼�點頭稱是。當時孫犁以培養青年業余作者聞名全國。他著力培養出通縣的三名中學生劉紹棠、從維熙、房樹民成為知名作家，還把他們的語文老師從藥汀調到天津日報社文藝組當編輯。但出乎意料的是，1957年反“右”中，劉紹棠、從維熙被打成“右派”，全國從中央到地方，一片口誅筆伐。劉紹棠被大學開除，回鄉務農。從維熙則被判刑入獄，吃盡苦頭。另有三位鐵路工人作家中，也有一人被打成“右派”。這對孫犁無疑也是很大的傷害。此前，從藥汀曾多次打電話約我寫稿，我有預感，不敢動筆�；貞浧饋�，當時什么也不寫是對的。此后，天津日報社文藝組的這個業余寫作小組再也沒有組織任何活動�！拔母铩焙笥珠_過幾次會，則是另一番景象。

　　我與孫犁先生住得較近，有時在路上偶爾相遇，也只是趨前問候幾句，從不多言。如果此時讓我突然登門向孫犁求字，實在難以啟口。于是我出主意，讓他們自己去拜訪，并為他們寫明地址，畫了張圖，以便尋找。

　　1986年12月某星期日上午，朱法民與副社長李文龍直接找到多倫道山西路口的天津日報社宿舍大院，恰好孫犁先生在家。朱、李二人報出身份，說了一番仰慕先生的話，匯報了學校文學社的情況。兩人說得孫犁非常開心，看到時機恰好，就提出請先生題寫文學社社名的請求。孫犁先生毫不猶豫，拿起紙筆，伏案題寫了“新星”兩個字，他們二人連聲道謝。辭別時，孫犁先生還送出門外。歲月如梭，回憶起30年前的這段往事，我至今仍對老作家孫犁先生關愛、幫助文學青年的品德敬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