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黃志雄用二十多年的時間,歷盡千辛萬苦,實現了一個工程浩大的寫作計劃——創作了長篇紀實文學《知青家長李慶霖》 。這是一部有思想分量的紀實文學作品,也可以說是當前中國紀實文學的力作。這部作品所有的思想分量都來源于一個沉甸甸的歷史人物被作家寫真實了,寫活了,寫出了一種人的命運感,寫出了歷史的力量。主人公李慶霖,只是一個普通人,只能說是個小人物,但他卻與一個大時代的風云聯系在一起,使他看上去成了重要的人物,舉足輕重的人物。正因此,他悲劇性的命運就注定了。作品緊緊抓住他從給毛主席寫信,到成為“反潮流斗士” ,到階下囚這條線索,展開了他短短幾年人生的描寫,就是要突出這樣的主題——一個被時代戲弄的小人物的歷史悲劇。
小人物、草根人物與大時代、大歷史的關系,許多人通常會動用“宿命”這個概念,認為許多結局是命中注定的。相信讀過這部作品的人,也會更多地挖掘李慶霖這個普通人身上的“宿命”因素,從中找到對歷史神秘性的注解。但是,當我們讀進去許多歷史細節的時候,我們會注意到,作家并沒有僅僅或簡單把人物捆綁在“宿命”關系上,而是在看上去很零散的歷史材料中,找到人物與時代關系那種必然性,從而正確深刻思考歷史。
一個歷史的拐點,被一介草民無意間捕捉到了。那就是,個性比較耿直的小學老師李慶霖為改變當知青的兒子的艱難生活,鼓起勇氣給毛主席寫了一封求助信,而毛主席還真的回了信,還寄了三百元錢。其實,通信人雙方當時都沒意識到,一場偉大的知青運動,就這樣四兩撥千斤一般改變了走向,向著終結的方向進展。千千萬萬的知青痛苦的命運被改變了。應該說,李慶霖的貢獻是非常大的。如果不是他的這種沖動,也許,改寫歷史的機會永遠不會到來。李慶霖因此得到了“知青家長”的稱號。
成也因他的個性,敗也因他的個性;靵y而無法管控的后期“文革” ,給人們一個假象,也把人們的思想帶入深深的誤區,那就是靠破壞一切就能改變歷史,創造歷史。嘗到甜頭的李慶霖面對一介草民靠一封信、一郵票就能如此影響國家上層建筑的現實,自然深信不疑,視為真理,非常享受。當他主動把自己的個人行為升格為“反潮流”時,就不再是“知青家長” ,而是“反潮流斗士” 。他和“四人幫”搞在一起是必然的,他走向自己理想的反面也就是必然的。
一個普通人,一夜之間就站到時代政治斗爭的風口浪尖上,的確是個傳奇,的確讓人興奮沖動,幻想浪漫。但是,現實生活的規律根本不是傳奇,也沒有浪漫幻想。在不長的政治生涯里,李慶霖完全不掌握政治生活圈的規則、規矩、規律,完全不顧及其中的種種復雜的關系,一意孤行。他以為,一個造反派得勢,就能代替國家機器的運轉。國家的時鐘看上去是停擺了,但國家還在,意識形態還在發生作用。李慶霖根本看不透這里的玄機。也沒有能力看透這種政治玄機。他以革命的名義,無私地巻入運動,無私進行“反潮流” ,和所有現實的破壞者們一起陷入混亂的絞殺之中,結果像小丑一樣可笑。這是因為,他根本無法知道,“文革”已經進入后期,歷史正在進入調轉船頭的黑暗前夜。一個小地方的“革命者” ,收不到這種信息。他可以靠寫信創造奇跡,但不可能再靠寫信重新出現奇跡。他不是神,只能一無所知,只能走向潰滅。這就是他個性選擇的必然結果。
作者以一種嚴謹的治學態度,以紀實文學獨有的文學手法,深入挖掘出李慶霖心靈深處的種種矛盾沖突,深入挖掘出人性中的優勢與弱點,寫出了一個個性突出而多面的李慶霖。沒有丑化他,沒有把他妖魔化,而是把他當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來寫,把人物放到時代潮流的現實中去描寫,去分析,去揭示人與現實、人與環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看他的發展歷程,看他的現實表現,看他在歷史上的獨特性,從而能夠真實正確認識和評價人物,還原歷史真實,還原時代風貌,也因此能啟迪我們的思想。在這么一個偏激的時代,李慶霖是無法正確把握自己的。我們所有的人都無法把握自己,也不能指望一個突然成為時尚人物的小學教師能把握住自己。在這樣的現實沖擊下,他必然要扭曲自己的人性,扭曲自己的道德來維持自己與現實那種讓人激動但嚴重畸形的關系。在這里,李慶霖完全不由自主地走向自己本來很質樸的道德人性的反面,也站到了正常社會的對立面。他性格中潛在的負面因素被現實激發出來了,從偉大的“知青家長” ,成了一種社會公害,成了歷史的罪人。從這個意義上說,李慶霖是被這樣的時代戲弄了,毀掉了。
因此,他成了一個紀實文學的典型人物,一個特定時代特定環境中的小人物的典型。在當代紀實文學中,我們還很少讀到這樣認真嚴肅剖析具有多面性的普通人物的作品。在幾近瘋狂的巨大的歷史力量面前,人性如此扭曲,如此變態,如此荒誕,如此無能為力,如此具有悲劇性。在這部紀實文學中,這種歷史力量與人性之間的強烈沖突被鮮明地表現出來了。在這里,我們并不否認,作家對小人物李慶霖有著深切的同情,但更重要的是,通過這個小人物的命運反思“文革”否定“文革” ,這就是這個人物的價值所在,也是這部作品的價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