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樹下長椅上的張潔(汪家明)

　　再沒有什么能像我的文字那樣，讓我從容地獨立于世。我曾狂妄地說過，哪怕所有的人都討厭我，我也會因我的文字、我的繪畫，活得自由自在……

　　——張潔

　　2014年秋末，張潔畫展在北京現代文學館開幕，鐵凝等一大幫作家到場，使之成為一次感情色彩濃厚的“為了告別的聚會”——此前，張潔已將北京的住房賣掉，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校區買了一套小小的舊公寓。在短短的致辭中，她說：“張潔就此道別了”；“我在一家很好的律師事務所留下了一份遺囑：我死了以后，第一，不發訃告。第二，不遺體告別。第三，不開追悼會。也拜托朋友們，不要寫紀念我的文章。只要心里記得，曾經有過張潔這么一個朋友也就夠了……”

　　我自知，跟那些環繞著她，與她挽著臂、拉著手，高聲或低聲交談的作家朋友相比，我不過是她的某本著作的出版者，僅有幾面之交，所以只是與她打了招呼，會后悄悄離開。

　　轉眼已是一年。初冬北京，霧霾連綿，有時我會想，張潔是否正坐在她曾說過的紐約公寓外，一棵樹下的長椅子上，感受她寫過的、不同方向吹過來的風？不必再忍受這污濁的、令人無可奈何的空氣了。

　　知道張潔，始于1978年她的《從森林里來的孩子》獲全國小說獎；但喜歡張潔，是讀了1979年發表的《愛，是不能忘記的》之后。這篇小說當時曾激起那樣大的社會波瀾，甚至上升到道德觀和人身攻擊的程度。但不論是那時還是現在，我對社會輿論都不屑一顧，只是為小說中表現出的沉重、低緩、刻骨銘心而又滿含詩意的情感所震撼。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在寫文章之前，都要讀一讀這篇小說，它總能撥動我的創作靈感之弦。其中個別段落，已能成誦。1980年8月，作為“《北京文學》創作叢書”第一部的《張潔小說劇本選》出版，我買了一冊，收藏至今。書前作者照片中，她穿著大衣，坐在雪后公園長椅上，按慣例膝上放著一本打開的雜志，歪頭看著我們，飽滿的臉上分明透著文氣和澹定。那年她四十三歲。照片背面的作者手跡，正是《愛，是不能忘記的》中的一頁。

　　由于喜歡這篇小說，我還動手做了編輯工作：把兩段我認為多余的文字勾去。我很想把這意見告訴張潔，可是去信無門。二十年后，1999年3月2日，瑞典大使館舉辦《漢字王國》新書發布酒會，使館特約嘉賓中有張潔。我作為這本新書的出版者(山東畫報出版社)、編輯者，與她邂逅于此。西式酒會比較隨意，就是拿著酒杯走來走去，相互交談。我沒有貿然與張潔談《愛，是不能忘記的》的修改意見，而是談到她的長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我很喜歡。這本書記錄了張潔的母親從發病到去世八十多個日夜的事情，其中穿插母親、張潔和張潔的女兒唐棣三代女人的故事。但出版社把它和其他作品編在一起，很不合適。我建議另出一種單行本，并增加三代人的照片，而且要把母親的掛號證、病歷、診斷書、藥方、醫療費明細單、死亡通知書、火葬證、殯儀館收費發票、往生位收費收據，母親生病前后標注時間安排的月歷、母親生前養的貓的照片、母親給外孫女唐棣(昵稱“書包”)的幾封信，以及唐棣的結婚照、唐棣的兒子和新生女兒的照片……所有與這本書有關的圖像資料都收進來，做成一本“全紀錄”，一本最直觀、最真實、最有紀念意義，有社會學價值的書。張潔稱贊我對圖像內容的敏感，認為我的想法很有新意。她同意回家收集一下這些資料后再說。

　　回濟南后，我立即給她寫了一封信，并附上我對《愛，是不能忘記的》的修改意見，她于4月3日回信說：

　　謝謝你對《愛，是不能忘記的》的意見……感謝你多年來對我作品的關注。如你所說，文學現在已經不時髦了，我的書更是沒有人讀，我想這很正常。文學本來就是“小眾”的事，像過去那些年萬眾一志讀文學的事，可能并不正常。而且就我前些年的創作來說，也并不都是純粹意義上的文學，比如我得獎的那些作品：《沉重的翅膀》《從森林里來的孩子》《誰生活得更美好》……這樣說起來好像很沒良心，可事實上社會對得獎作品的衡量標準，首先必須進入“主流”，既然“主流”，與文學的關系就不是很大了。

　　在這封信里我才得知，《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出版很不順利，先是在東北一家出版社出版，質量太差，“僅僅幾頁，錯誤就有二十多處……我只好終止合同”；后來又有一家出版社要出，她只敢簽一次性合同，印了五千冊�！拔也皇遣恢v效益，但效益和好書不能兼得的情況下，我更關注的是一本好書……跟你談這些，是希望你對我有進一步的了解，如果你覺得我不好合作，不妨放棄出版的念頭”。她希望我到北京與她再談一次。

　　此前，我的確聽說張潔是最難合作的作者之一，而且版稅比較高。也是在這封信里，她告訴我，她的長篇小說《無字》第一部出版時，上海一家出版社為了蒙混讀者，居然把“第一部”三個字刪掉，而且文字錯誤多，制作粗糙，所以她寧肯放棄一萬五千冊的版稅，果斷終止合同。后來她送我的《無字》第一部，用紅筆在書中做了一些改正，勒口“內容介紹”也用紅筆劃掉，封面用鋼筆加上“第一部”字樣。但我有信心讓她滿意，也讓讀者滿意。6月3日我和編輯室主任劉瑞琳專程到北京與張潔面談，談得比較深入，到動情處，她流淚了。離開時我們帶走了一些照片和材料。7月上旬張潔赴美國之前，與我們簽了合同，并補了圖像資料。此后由于她幾次往返美國，此書拖至2000年底才付梓。出版不到一年就印了五次。后來拍《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電影時，劇組人手一冊我們的書，說是對進入劇情和表演極有參考價值。電影的主角是斯琴高娃。

　　張潔在本書的《后記》中記敘了坎坷的寫作經過：母親生病時，為了不影響唐棣在美國的學業，一直瞞著，沒想到母親的病急轉直下。母親去世后，張潔決心把這八十多天的經歷寫下來，因為唐棣“是媽的另一塊骨肉，她有權利知道每一個細節”�？墒�，“在我所有的文字中，這十多萬字可能是我付出最多的文字”——即將寫完的一個晚上，“我并沒有發出刪除的指令，卻在電腦里丟掉了八萬多字。一年的努力眨眼之間化為一片空白。而這時，離唐棣的歸期只有十一天了……我呆坐在電腦臺前，一直過了三更，苦撐著自母親去世后這個最沉重的打擊。國文兄說，可能是母親不愿意我在這些文字里跋涉，我卻認為，這是上帝的意思，他要我在這些文字里再熬煎一次……”后來在一位電腦工程師的幫助下，僅從電腦中找回不成行、不成句、支離破碎的兩三萬字。無奈，她只好咬牙振作精神重寫。奇怪的是，重新寫完之后，那丟失的幾萬字又讓另一位電腦工程師在電腦里找到……

　　又過了十年。我們各忙各的，音問全無。2011年秋，我偶遇張潔的一位小朋友，才知道“張姥姥”大多時間在美國，但有電郵可通，并給我信箱地址。于是我給張潔發了一封信。此后斷斷續續，將近一年時間里，我們通了十幾封信。她在信中說“想起多年前的合作，真的很愉快，你們出版社是個正經的、可信賴的出版社�！边@話讓我高興。我們在信里談文學，談繪畫，談人生，甚至談生死。她的話樸實、真誠、有深意，給我很多啟發。我說她“悲觀之中帶著不甘，消極之中含有力量”，她回信未置可否。她談到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爾赫斯、高爾斯華綏、杰克·倫敦(巧了，也都是我喜歡的)，談到她這幾年的寫作，談到她的短篇《一生太長了》，談到她喜歡法國畢沙羅的畫。我提出希望看看她的畫作，她說電郵照片無法反映真實效果，讓我去她在北京的家，請鄰居領我看她留在那里的幾幅油畫。毫不夸張地說，看后我很吃驚。她的畫正如她的文字，優美而有力量，微妙展示了她的內心，一眼就能看出是她的作品。要知道這是很不容易的，許多畫家畫了一輩子也達不到這種境界。詩人、美術評論家西川說她的畫是“有內心的風景”，與我同感。

　　那么，張潔的內心有些什么？她曾在一篇演講里說：

　　再沒有什么能像我的文字那樣，讓我從容地獨立于世。我曾狂妄地說過，哪怕所有的人都討厭我，我也會因我的文字、我的繪畫，活得自由自在……

　　寫完《無字》以后，很長時間我沒有交給出版社，因為我知道，一旦把它交出去，它就再也不會回來了。不像朋友，離開之后還會回來看望我，而我卻不可能再寫一部同樣的小說。我和它朝夕相處十二年，為它花費了許多心血，常常為了一個字放在前面、還是后面而推敲很久。有個朋友說，哪個讀者會注意你這個字放在前面或是后面的不同呢？我說，我在意……

　　朋友們說，你有飯吃、有衣穿，有房子住，事業成功，為什么不快活？我說，也許僅僅是因為一棵樹……我和這棵樹的關系，沒有人可以理解。

　　再過四個月，張潔就七十九周歲了，按中國的算法八十了�？缭綍r空，我似乎又看到她在遙遠異國坐在公園樹下長椅上的模樣：優雅地側著身，眼神依然清澈而澹定。

　　2015年12月1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