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江南淪陷時——評《秩序的淪陷》(譚徐鋒)

《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加］卜正民 著 潘敏 譯 商務印書館

本文圖片選自《秩序的淪陷》

從生活史開啟的旅行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卜正民教授，以學術視野廣闊著稱，他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對東亞史尤其是中國史做了獨到的研究，每每新書問世，往往 引人入勝，從《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全球化貿易的興起》，到《殺千刀：中西視野下的凌遲處死》，巧思迭出，無不既有 誘惑力，又讓人讀后浮想聯翩。

　　相對于卜氏其他著作而言，《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一書的主題與細節則沉重得多。

　　抗日戰爭對于中國人，無疑是一場深重的歷史災難，以至于今日我們依然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暴行無法釋懷，所以大多數中國學者的抗日戰爭史研 究很難拋開民族情感，對中國軍民的積極行動之外的考察顯得頗為不足，甚至有些諱莫如深。對于那些身處淪陷區，與日本侵略軍進行“合作”的人士，既有研究出 于民族情感與文獻現狀，很少進行深入而平實的研究。顯然，如果作為中國學者，要想重啟這段歷史之旅，會顯得格外步履維艱。

　　不過，即使是身為外國學者，卜氏也并不輕松，他認為“淪陷時期，政權的創建和再生產是很復雜的，并不是由少數幾個道德淪喪的傀儡在外部權力的強制下草草就能成立”，試圖精心結網，再現江南淪陷第一年部分中國人與日本侵略軍的“合作史”。

　　以往中國歷史學界認為，這批選擇與日本侵略軍合作的人，大多跟日本人有良好的關系，比如曾在清末民初留學日本，懂日文，有著先天的“合作優勢”。

　　卜氏對此不以為然，他認為，簡單以“關系”來解釋兩者的“合作”，“有可能會走進死胡同，因為無法更深入探索這些人的真正動機；而且這種解 釋無法回答這一問題，即大量與日本人保持私人關系的中國人選擇了抵抗，合作者只是少數人”。更何況，大多數與日軍“合作”者沒有留日背景，他們相對來說地 位較低，但卻人數眾多，作者想問：為何后者“無視本民族文化傳統和要求，寧愿接受日本人的占領和統治？”

　　該書決定擱置意識形態的爭議，從生活史的角度，開始重建當時的日常生活場景，從底層社會的運作實況來考察這批“通敵者”。為此，卜氏選擇了 五個城市作為藍本，既有國民政府首都南京、特大都市上海，也有江蘇省會鎮江、嘉定與海島崇明縣，嘗試講述日軍占領后重建地區秩序的歷史。他認為，情況也可 能是這樣一種局面：“入侵者有時也是具有一定同情心的官員，招收一些同樣具有同情心的地方頭面人物，他們一起工作，試圖修復因戰爭而造成的損害”，那些 “合作者”“是典型的實用主義者：他們尋求和解調停，為的就是能夠重操生計，保護同胞”。

　　這一定位，就使得此前淪陷區較為單一的敵我對抗史變得更加多元，使得我們能夠聚焦江南五城，走進抗日戰爭史的灰色地帶與灰色人群，不過似乎 發現與困惑并存。這就好比大家知道國民政府與蔣介石一直堅持抗日，但其實也暗中多次與日本接洽，期待能夠結束戰爭狀態，只是我們對此并不太多強調。視野既 已打開，問題也就隨之而來，證據何在？如何解釋？

正解何其難

　　卜氏并未諱言，日本侵略軍在江南犯下了滔天罪行，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他只是想撬開一個側面，企圖了解江南淪陷區的人民如何在鐵蹄下生存， 進入普通人的生活世界。這些沉默的大多數，他們在經歷了日本侵略軍的瘋狂洗劫之后，忍辱偷生，其中的喜怒哀樂，并非簡單的道德標準即可衡量的，恰如并非所 有德國人都是“希特勒意志的劊子手”。

　　作者根據的史料主要是上海市檔案館檔案、淪陷區留守人士的回憶錄與日軍宣撫員報告與回憶錄，南京一章則充分利用了在寧歐美人士的書信與日記。這些史料的出現，本身就是經過戰亂的強勢篩選，很多文獻已經蕩然無存，而且這些“通敵者”似乎也無意留下罪證。

　　在重建戰時基層社會生態方面，本書的確有不少新的發現，透過日本宣撫員與中國士紳的視角，將淪陷區的社會經濟實情進行了詳細的個案剖析，這 無疑是其中最為生動入微的考察，也活化了當地小民生存的艱難度。淪陷區在遭受戰亂的侵襲之后，還必須以殘存之軀艱難應付日本侵略軍的再次盤剝，民生潦倒不 堪，哪怕是日軍宣撫員也不得不承認，相對于那些高遠的口號與縹緲的灌輸，侵略者本身的行動及其后果堪稱無言的控訴。

　　作者對于當時的“通敵者”如何在亂局中求生，如何在穩定中角逐，如何在看似風平浪靜中走向毀滅，都有較為細致的梳理。這些情形，在以往的研 究中，往往被一筆帶過，而卜氏則著力呈現了他們的“掙扎”，盡管這些舉棋不定者的心態到底如何，似乎還缺乏更為細膩的描摹。作者論證的背后，戰時生存的考 慮與能減少淪陷區人民痛苦，似乎已經成為這些“通敵者”存在與被“再發現”的理由，以至于作者認為，淪陷區抗日武裝似乎不該偷襲日軍，因為這導致了日軍的 瘋狂報復，100多名無辜村民因此被日軍殘暴殺害。這一事實的呈現，似乎讓作者的初衷變得有些寡淡。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反倒是對于那些日軍宣撫員，他們的行動步驟與個人體驗，那種脆弱與挫敗感，被作者揭示得一覽無余，這似乎表明，日本侵略軍自身，對于這一入侵，其實內心原本并非那么有備而來。

放寬視野還須更上層樓

　　就視角而論，作者的確獨辟蹊徑，敢于直面歷史研究的復雜性，為我們勾勒出另一種抗日戰爭史研究的場景。不過，小人物的歷史往往因其不能留下 更加系統而全面的材料，顯得有些零碎。相對而言，顧炎武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其實真正的匹夫匹婦為此并未有多大的擔當，西方的民族—國家觀念在抗戰 前后的江南，似乎還并未有如今那么深入人心，作者著力考察這波匹夫匹婦的戰時情形，卻無疑未能較多注意到這波人實用主義傾向背后的思想底色。值得我們密切 關注的反而應該是士大夫的變形——知識分子，如果我們將眼光投射到后者身上，或許所得就顯得更加充實，畢竟無論是華夷之辨，還是西方民族—國家觀念，在他 們出處與言行中有更多的表現。

　　如此操作，也可以讓作者在起首對于“通敵”等歐洲經驗的討論有更多針對性，否則就有些“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钡睦Щ�。

　　史料的發掘是史學的根本，就本書所描寫的上海而言，史料的發掘與運用還有待補充。當時長期堅守上海的中華書局總經理舒新城、上海光華大學文 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蔣維喬就留有這一時期的完整日記，對當時上海居民的日常生活與基層社會有極為細微的觀察，同時也涉及不少與日本侵略軍交涉的細節。這 些翔實而鮮活的資料，在南京也有保存，如能加以利用，想必可以大大深化我們對于江南戰時秩序崩壞與重建的認識。

　　如果視野放寬，身處山西太原的晚清舉人劉大鵬，已近八十高齡，在保持表面上的和平之時，幾乎逐日記下身處淪陷區的處境，以及其對日本侵略軍 的觀感。如在“受邀”出席日本侵略軍所謂“反共救國敬老大會”之后，還獲得了“善待耆舊”的“壽衣袍料”，但日記中對日軍卻頗為反感。劉氏1938年7月 14日日記曰：“午后，有日軍一名曰吉實富藏，來我家中座談，詢知我年八十有二，言其父年八十有三，長予一歲，欣欣然色喜。即祈我為其寫四個大字，吾辭以 寫字太拙，亦不允許……”，但對于抗日武裝，“一聞紅軍打死日軍，莫不欣喜。眾口同音，謂日軍將來必定死在中國，不得回其東洋也�！�(喬志強標注：《退想 齋日記》，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從中可以見到士紳階層對于日本侵華的及時觀察，相對于那些事后刊刻的回憶錄(中日方面皆是如此)，這些當事人的 日記無疑更為生動而直接。

　　這些第一手材料的未能充分展開，使得本書的論證，相對于其辨析精當的導論，無疑有頭重腳輕之嫌。

歸根文化與傳統

　　卜氏結筆時提出，“史學工作者有責任去挖掘一些由于文化所確立的道德準則而可能被忽略的模棱兩可的東西”，他的確將我們帶入了一片荊棘叢生的灰色地帶。

　　然而，這一盡量客觀的表述，對于有著夷夏之辨傳統的中國史家或許并不那么容易，因為我們史學傳統還有一個崇高的目標——“發潛德之幽光”，而亡國之后的文天祥也留下了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對于那些“通敵者”，哪怕是情非得已，為文化所化的中國人，其歷史書不會給予過多的篇幅，如果有，那也將是春秋筆法，使亂臣賊子有所懼。作者這一努力，在使我們轉換視角的同時，也再次呼吸到黑云壓城城欲摧時卻不絕于縷的反抗聲息。

　　畢竟，文化與傳統，始終是歷史、歷史研究與歷史研究者的起點與命門。

　　(作者為編輯、歷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