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陳遼(劉錫誠)

　　在網上看到《民間文化論壇》2015年第6期的廣告，得悉該刊發表了陳遼兄所撰關于拙著《二十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的評論《新中國第一部特色鮮明的民間文學學術史》，于是便打電話給他通報，接電話的卻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女兒，告訴我她父親已于12月2日逝世了。聽到這個噩耗，一時愕然，不禁悲從中來，無法自已�；叵�10月初，拙著出版，拿到樣書后第一時間就習慣性地給老友寄去一部，讓他分享，請他指教。11月9日他打電話來說：“花了一個月的時間讀完了你的110萬字的大著，并寫成一篇評論，現請人代為發給你過目并請替我找個地方發表�！笨紤]到文章較長，不適合報紙版面，就拿給學術期刊《民間文學論壇》，主編們當即決定采用并發稿，哪想到不到兩個月，老兄就過世了呢！這篇文稿竟成了他的遺作！

　　老友的仙逝令我陷入沉思。我與陳遼的交往，始自“文革”后撥亂反正、新時期文學萌發的那個年代，歷史讓我們成為新時期文學的見證者。在我的書篋里保存著他幾十年來寫給我的所有書簡，在我的書柜里陳列著他先后寄給我的多種文學理論批評專著和14部上千萬字的《陳遼文存》(截止到2014年)。在我心目中的陳遼，無論是在《雨花》執掌文學評論組，還是在江蘇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的位子上，為傷痕文學的出世鳴鑼開道，為高曉聲、陸文夫、方之、梅汝愷等“探求者”恢復名譽挺身而出，為顧爾鐔的《也談突破》的公正評價仗義執言，為新時期文學的蓬勃健康發展，為有潛力和有成績的年輕作家提供助力，幾十年如一日，從來不隨波逐流，不諂媚討好。在新時期和后新時期兩個文學發展階段上，都殫精竭力，站在前沿。應該說，在當代文學史上，作為一個清醒的、冷峻的、敏銳的、實事求是的革命現實主義理論批評家，陳遼是當之無愧的。

　　回顧1979年3月16日，我所供職的《文藝報》編輯部在京召開“文藝理論批評工作座談會”，來自全國各地、各文藝團體、各高校和研究機構的90多位熟悉的和不熟悉的評論界朋友在“文革”后第一次匯聚在一起探討時代提出的諸多文學問題。關于這次座談會，我曾寫過這樣一句概括性的話：“幾乎所有的文藝問題，都被置于審判臺上，經受重新審判。理論批評面臨的問題成堆。這種百廢待舉的局面，對于任何一個人，大概只有在這樣的特殊歷史時刻才會遇到，而這種歷史的機遇，我們的后代大概很難再遇到，也很難理解了�！毙轮袊�成立后十七年的文藝戰線是否存在著“左”的路線、或“左”的錯誤是否成為“四人幫”的“極左”路線得以形成的基礎，以及對“傷痕文學”的認識等等，成為激烈爭論的焦點�！拔母铩鼻拔乃噾鹁�領導人之一林默涵同志的長篇發言在某些問題上的觀點，如對傷痕文學(他稱之為“感傷文學”)的評價，引起了與會者的異議和討論。陳遼是持批評和商榷意見者之一。他說：默涵同志批評了當前的所謂“感傷文學”，但是他沒有舉出具體作品，因此我們不知道默涵同志心目中的“感傷文學”究竟是些什么內容�！秱�痕》是不是“感傷文學”呢？《醒來吧，弟弟！》《楓》《陰影》是不是“感傷文學”呢？我以為不是。這些作品感傷情緒是有一些的，但總的傾向是揭露了“四人幫”，能夠鼓舞我們與林彪、“四人幫”作斗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陳遼對默涵同志發言的批評和商榷，不僅在與會者中引起震驚(因為對一位領導同志在大會上提出商榷，在文藝界是并不多見的)，而且也給深受“四人幫”迫害的默涵同志造成了“不安”，會后他在給《文藝報》兩位主編馮牧、孔羅蓀的信里寫道：“對這次會上的分歧，外面傳說不少。聽說，江蘇還有一份材料，對我進行討伐，可我一點不知道，你們從來不對我說起。而《文藝報》上的公開報道，卻只說了一面的意見，這使我很為難�！� 陳遼一下子成了名人。作為這次會的主要組織者和多年來他領導下的一個工作干部，我素來對默涵同志的為人很欣賞，但我對他的這一觀點也很不贊成，認為他缺乏歷史反思精神。

　　陳遼在理論批評座談會上的發言成為文壇上一個不大不小的事件，給我的印象很深，也無形中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其時，江蘇作家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貴州作家何士光的《鄉場上》等一系列名作相繼發表，農村題材小說創作在題材上的拓展和在藝術上的成就引人矚目，引起文壇的廣泛關注。1980年下半年我到南京拜訪《雨花》編輯部，與主編顧爾鐔商討兩刊聯合主辦農村題材小說座談會，旨在提倡和研討農村題材創作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這次南京之行結識了江蘇文壇的許多知名人士，如“探求者”集團的葉至誠、高曉聲、梅汝愷，以及新奇的小說家張弦、理論家董健、許志英等。不料，顧爾鐔在《雨花》這一年第12期發表的隨筆《也談突破》引起了中央某部門的注意，被認為是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作，受到批判。兩刊達成的農村題材小說創作座談會協議，受其影響而被取消�！段乃噲蟆繁恢付òl表批評文章，在張光年、孔羅蓀的消極應對下，終于不了了之。而陳遼對此卻始終憂心忡忡，一直在為顧爾鐔事件的公正處理而努力。直到2013年他去采訪了當年的省委書記王正同志，并將他整理的記錄稿《胡耀邦實事求是處理〈也談突破〉事件》公之于眾。陳遼在整理稿中引用了拙作《在文壇邊緣上》中的一段文字：“《文藝報》被指定要對此文寫一篇批判文章。但《文藝報》裹足不前，遲遲落實不了作者，到5月初，南京《新華日報》上發表一篇批判文章。5月5日召開的作協黨組和書記處會議上，張光年(陳遼按：張為中國作協黨組書記)指定《文藝報》這一期就轉載《新華日報》的文章，下期再發表評白樺(《苦戀》)的文章。但是，過了幾天，羅蓀(陳遼按：即孔羅蓀，《文藝報》主編)又在編輯部干部會上說：‘昨天與光年說了，《新華日報》批《也談突破》的文章不轉載了，下期一定要組織文章�！�但是，最后，《文藝報》始終設有發表批判文章。(陳遼按：王正同志以上口述，參見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第530頁。)原來把《也談突破》和《苦戀》一樣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作’予以批判的‘突破’事件，竟到此戛然而止，這是怎么回事呢？真相是胡耀邦同志實事求是處理《也談突破》，悄然平息了這一‘突破’事件�！标愡|的采訪和記錄的公布，不僅為顧爾鐔正了名，而且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大懸案恢復了事實真相。

　　多年來，在忙碌寫作生涯中的陳遼還不斷地關注我的學術研究和著述活動，并及時給予評論、鞭策、鼓勵和期待，先后發表過《小題目  大著作——讀評〈在文壇邊緣上——編輯手記〉》《一位編輯的文學回憶錄》《解“生命遺韻”之謎——讀〈追尋生命遺韻〉》《劉錫誠：三十五年四“轉身”》以及本文開頭提到的他生命最后的遺作《新中國第一部特色鮮明的民間文學學術史》五篇文章。朋友的關懷和鼓勵，對我這樣一個長期處身于“邊緣”的文學評論者、民間文藝學者和文化學者而言，猶如俗語說的“久旱逢甘霖，他鄉遇故知”，增加了如許的勇氣和信心，是我永記心中的。陳遼同志，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