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修改《繁花》的時候,有一天想到我在1990年看的臺灣的《光華畫報》。
因為在1990年的時候,中國的這些舊建筑,門窗,舊家具,古代的籃子,都不是很值錢,這個時候兩岸已經有了一些交易,所以《光華畫報》記錄了第一個大陸的舊東西的集裝箱到達臺灣的一系列照片的報道。
我為什么會覺得特別震撼呢?是因為打開這個集裝箱的時候,臺灣接這些貨物的人,每個人都戴著白手套。而這些物件在大陸的時候,我有一個朋友是做貨運的,他當時告訴我,海關會說,把這些東西拿出來檢查,生怕你里邊有什么東西。里邊都擺得很好,一檢查要全部搬出來。等到再把它放進去,有的東西就多出來了,不專業嘛,有時候甚至于用腳踹,實際有很多東西已經損壞了。
為什么我看的時候會覺得感動呢?這等于說是這些傳統的元素,在某一個時代,我們大家都會忽略它,或者把它以很便宜的價格賣掉,但是過了很多年或者到現在,我們再來看待這些東西,我們就會覺得(看到)它的價值。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我們大量接受的就是一種現代白話,和翻譯文本的教育,這兩種標準的國語或者到后來的普通話寫作、閱讀和翻譯文本的二手的這種熏染,到最后,當你要面對一個作品,你要去修改它的時候,你就會感覺無力:我究竟怎么來做?
所以呢,西方也有一句話,意思是說當你感覺無力的時候,你就要到傳統中去尋找力量。就像這些舊的家具,我們曾經把它蒙上灰塵,把它忘記的這些東西,在五四之后把它擯棄掉的這些東西,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在一個小說里邊,文學的,比如說鴛鴦蝴蝶派的一些詞語,甚至里邊的人物只要提到一本舊書,在這個書里邊就會出現繁體字,他如果念一本舊書里邊,三十年代的一個作家的一個舊詩歌,他的詩句都是繁體字。
有一個人叫小毛,他背誦一首宋詞,他是拿了一本書,所以我接下來都是繁體字,什么原因呢?紀念繁體字。因為我們現在也沒有繁體字了。
我們的普通話教育和上海話,大家寫作都用普通話,作家和作家之間,不是很在乎的話,差別不是很大。但是在三十年代的時候還沒有普通話,所以說很多人都會用自己的家鄉母語,加上我們所謂的官話,用這種方式來寫作,相對來說,每一個地方的人,他的措辭什么就會不一樣。所以我在修改《繁花》的時候,我覺得我應該是用我們中國的文化元素。
古代文人有一句話叫“愛以閑談而消永晝”,就是說,我們講故事是閑談,我們是來消磨時光。國外有一個很有名的作家叫博爾赫斯,他也是這么說,他最喜歡的小說,文本,就是《一千零一夜》,他覺得文學的功能就是給人、給讀者以消遣和感動,不是一種勸化的作用。那實際上我知道,文學也有一種勸化的類型,比如說像《伊索寓言》它有很多哲理,但是我覺得,比較符合我們中國的傳統的文本,有一些就是講平常的故事,一些筆記體的小說,它就沒有那種特別宏大的、目標的東西,它甚至于像開一個超市一樣,可以讓你自己進去選擇。
為什么我要做一個滬語思維的上海小說,就是要把里邊外地朋友看不懂的上海字全部去掉。所以《繁花》里邊,大家注意到了,沒有“儂”這個字!皟z”在上海話里就是“你”。譬如說“伊”,這個字也沒有,那是為什么?如果我是上海人,我打開一本書,里邊到處都是“儂”啊,“伊”啊,還有上海話叫“伊拉”,就是“他們”,這個書我相信上海人都不要看。
而且上海話的味道也并不是一定你要逐字逐句地都依照它來做。我在寫的過程中,因為用上海話思維,就會發現上海人經常講的一句話,叫“不響”,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海人經常在轉述一件事情的時候,會說到這兩個字,譬如說我去找我領導,講了半天,我領導沒意見,沒有表態,他會說,我領導不響,或者我為了什么事情我跟我媽媽說,說了半天,我媽媽不響。
“不響”這兩個字,在《繁花》里面大概用了一千三百多個,那么里邊有一個最有趣的東西。
《繁花》就是這樣,它會有這種,包括像不響,這種上海人每天要說十幾遍的詞,另外一個就是它的飯局,《繁花》里面有很多飯局,這個飯局說明了什么,就是我們的當下,我們的家里的客廳里,已經基本不接待客人了,我們很多的事情都是通過吃飯來交流的。那么這種我們吃過的飯里,實際你過了十幾年,可能完全忘記了,但是如果有一個人寫成書,或者變成一個錄像帶告訴你說,你十年前有一個飯局,你要不要看,你肯定非常喜歡。
所以說《繁花》呢,我的目的是要消除這些語言上的障礙,使得外地的朋友能夠了解上海的市民生活是什么樣子。推薦 薇多 選自 一席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