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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說里的歐洲日常生活(趙瑜)

    http://www.jchcpp.cn 2015年12月08日09:00 來源:中華讀書報 趙瑜
    《歐洲最佳小說II》,亞歷山大·黑蒙主編,李文俊等譯,譯林出版社 2015年3月第一版,118.00元《歐洲最佳小說II》,亞歷山大·黑蒙主編,李文俊等譯,譯林出版社 2015年3月第一版,118.00元

      在這些小說的細節里,哪怕是人性的幽暗里,依然可以看到城市文明中的對個體的尊重,以及對個性生活的贊許。

      小說和現實生活的關系十分復雜,多數作者都會在小說里鑲嵌進自己的行走或飲食感受。所以,閱讀小說,基本上也閱讀了寫作者個體的日常生活。

      在《最佳歐洲小說II》這套書系里,因為作者年齡普遍年輕的緣故,閱讀他們的小說作品,幾乎是在看歐洲現代生活的紀錄片,那些貼近歐洲當下生活的細節通過作者的小說情節鋪展開來。有時候,我常常想,如果將這篇小說的人物剪掉,將故事的轉折及高潮剪掉,那么,只剩下理發店、超市、機場和銀行等生活現場,而這些生活現場既與中國有相近的地方,又有文化上的細節差異。這真有趣,通過《歐洲最佳小說II》,我們進入歐洲的日常生活,這樣的旅行,有著別致的風情。

      城市給了我們物質,同時也給了我們疾病和隱喻。歐洲最佳小說的作者里,關注城市現代疾病的人果然有不少,看看這標題:《傻子奧古斯特的哀傷》《邏輯癖互誡協會》《失語癥》。

      “邏輯癖”是一個夸張的指代,在這篇小說里,主人公是一個邏輯癖患者,他的做法是這樣的:“我上床睡覺前將我的衣褲一一擺放到我的座椅上去的嚴格次序,每天早晨我把牙膏擠到牙刷上去的精確量,同樣地我是如此精確地把廁紙折成特定形狀來擦屁股……”不必引錄了,這廝已經瘋了。這些因為過于閑適而將強迫癥和熱愛生活攪拌在一起的現代病人,并不獨獨在歐洲產生。但是,歐洲的小說家們捕捉到了這一點,將他們復制粘貼到小說里,那么具有普世的指向和比喻!哆壿嬹被フ]協會》的作者阿明·庫瑪吉是愛沙尼亞人,生于1969年的他是一個精力旺盛的企業家,也熱愛寫小說和拍電影。他的日常生活在小說里定然得到淋漓的展示,不知他本人是不是真的有邏輯癖,但是他的這篇有關邏輯癖的黑色幽默小說,差不多將愛沙尼亞的一個小角落的生活給我們拆開了包裝。

      給我們用小說的模樣提供了法國生活紀錄片的小說家叫作瑪麗·達里厄塞克,這個同樣出生于1969年的法國女作家有著出色的語言能力。二十七歲時,她的《母豬女郎》一書已經轟動全世界。她的短篇小說《乘龍快婿于爾根》有著與眾不同的藝術價值。

      這篇小說幾乎是一臺舞臺劇,作者用近乎藝術家的氣質敘述了一個女攝影家和寡婦母親的生活切片。如果將這部小說的字體標成不同字體和字號,那么,我相信,一部成熟而有趣的舞臺劇劇本便誕生了。

      瑪麗·達里厄塞克的敘述能力非常強,她這樣將小說的主人公推到鏡頭前:“我是攝影師,從拍時裝照片開始我的職業生涯,后來則更多地轉向肖像攝影。我喜歡拍懷孕的婦女、水果、動物和山洞。不消說,這很讓人愉快;同時,我想抓住隱藏在事物下面的東西。我也不清楚那是什么,或許是它們的某無常的東西!

      這種敘述將作者筆下的人物與作者本人有些重合,通常情況下,小說家總喜歡塑造距離自己很近的人物和生活。相信作家瑪麗·達里厄塞克身邊有不少攝影家朋友。

      小說講述寡居的母親養的一只貓丟失了,哭著給自己的女兒打電話。女婿于爾根總是能第一時間體會母親的心思,和女兒放棄了休假,回到母親身邊安慰母親。

      這種日常的生活細節,放在中國也是極其常見的。寡居的城市老太太養了一只貓丟了,那不就是和孩子丟了一樣。然而,同樣是貓丟失了,故事的走向卻是差異巨大的。在瑪麗·達里厄塞克的筆下,母親找到了貓的尸體后,決定將貓葬在一個動物公墓里,還舉行了隆重的葬禮。

      小說的結尾非;恼Q,但是關于寡居的老太太以及攝影家女兒的關系,以及對待動物的態度,都有著濃郁的法國文化。如果有人將這篇小說改編成一個多幕話劇,那一定是一個叫座的劇本。因為,這篇小說寫了人類的孤獨。小說里,各種生活現場都是法國式的,有著浪漫的藝術氣質。但是,小說里的母親的孤獨,卻是全人類的孤獨。小說家將孤獨寫得深刻又獨特,讓我讀了兩遍,每一遍都有不一樣的收獲。

      歐洲80后女作家瑪嘉·羅格維克是克羅地亞人,這個報社文化版記者出身的小說家所學的專業是婦女研究,所以,她的小說也關注女性自身的生活。在《歐洲最佳小說Ⅱ》中,她的小說《查拉特卡》是對女同性戀者的一篇細微專題介紹片。這篇唯美的同性小說不僅僅寫個案的孤獨,還寫了克羅地亞人的自然生活。主人公和查拉特卡纏綿一個晚上之后,她往城市的中心走,發現因為個人生活中的一個點變化了,生活現場也變化了。小說家是這樣寫克羅地亞城市的細節的:“我沒有回自己的公寓,而是穿過鐵路,去了市中心。早晨八點鐘,城市顯得格外陌生,陌生得幾乎會迷路。我都不記得上次是什么時候起得這么早。一切是那么有趣:十幾歲的孩子背著畫滿涂鴉的背包,圓鼓鼓的冬衣,奔跑著趕電車,下眼皮布滿黑圈的男女大步跨向自動扶梯,無精打采的眼睛盯著胖報販子手里揮動叫賣的報紙不放。再遠一些,退休的人們提著帆布包從擁擠的電車里下來。到處飄著咖啡的香氣!

      在這些小說的細節里,哪怕是人性的幽暗里,依然可以看到城市文明中的對個體的尊重,以及對個性生活的贊許。

      在《歐洲最佳小說II》這套書里,不論是熱衷于討論生命哲學的50后或60后作家,還是用現代視角書寫城市生活片斷的70后和80后作家,他們區別于中國小說家的最為顯著的一點是:他們喜歡在日常生活里展開對人性的反思。他們從不會將小說寫成傳奇,他們用近乎攝像機記錄下最為平和的對話,然而,當我們沿著這對話向城市生活的縱深處行走時,我們會發現,他們在日常生活里發現了美與丑,自由與約束,反抗與絕望。

      相比較中國當下,天天有傳奇和奇談發生的溫度偏高的社會生態和城市劇場,我們的小說家過于缺少深入日常生活的能力了。我喜歡歐洲小說家筆下的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里浸濕了的最為深刻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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