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背景下的文化自覺(星河)

　　閱讀史雷的作品，能夠欣慰地找回一種經典的文學感覺，而這種感覺在很多兒童文學作品中正在逐漸“褪色”。

　　史雷的作品主要集中于中短篇小說，《定軍山》講述了舊北京一名貴族遺少“圖將軍”把玩蟈蟈的故事。小說主題帶有敵我較量的色彩，但作者卻沒有對 故事中事件的輸贏對錯等概念進行簡單判斷，而是以日本蟈蟈愛好者的一句話點醒了“我”同時也點醒了讀者：“如果中國人能把這種精細勁兒放在經國大業上，那 么這個國家還能像現在這樣嗎？”與此同時，外面響起了慶祝比賽勝利的爆竹聲，而“我”卻由此想起了“七七”事變時從盧溝橋畔傳來的槍炮聲。在《定軍山》 中，作者自始至終都采用了一種冷靜的客觀陳述，無論針對家事還是國事，都沒有跌宕起伏的變化，而是以一種平靜的方式逐漸推進，最終走向故事的結局。

　　《將軍胡同紀事》更是一卷有關古都北京的風土人情畫，作者把諸多材料全都加諸于此，仿佛不如此不足以表現他對北京的深情厚愛。當然作品的主線索 依舊是日軍的入侵與中國人民的反抗——但這種入侵并非簡單的軍事占領而是多方面的，尤其表現在文化方面；同樣的，人民的反抗也不限于單純的軍事行動，而是 表現在方方面面。此外，他的作品還有《三大旗》《血色門神》《桃城燒》《黑玉》《遠去的誓言》《老虎凳》《完美游戲》《尋找王桂芝》《黑貓的咒語》《美夢 淘換店》《校園迷影》《黑褐色隕鐵石》《懷念蜻蜓》《字庫塔》《向一只小鳥致歉》《在瓦藍瓦藍的天空下》《一杯茶 一本書》等等。在這些作品中，傳統文化與抗日行動是被作者格外垂青的兩大主題，這恰好反映出作者對于傳統文化本身的熱愛。

　　史雷的作品充滿了一種家國情懷，這是作者立足于民族與傳統的一種文化自覺——從構思到情節，從主題到形象，史雷的作品都在力圖展現一種“中國味 道”，以此來著力體現民族性、地域性和文化性中所包含的精神價值。作者有一種悲天憫人的仁慈之心，作品的字里行間處處都流露出作者對世間萬物樸素而單純的 情感，但有時我們還是會讀出作品中一種若隱若現的負疚心理，似乎在傳達作者某種內心的情緒。

　　盡管作者對于上述情愫充滿迷戀，但讀者還是可以看出其中流露出的某些矛盾。有時為了一種真摯的熱愛，作者甚至不惜揭開傳統文化中令人不悅的傷 疤，讀者可以由此感受到作者痛苦的內心世界；而當作者在描繪一組組傳統或民俗的風情畫卷時，其作品在向我們展示傳統文化古樸之美的同時，也深刻地反映出作 者乃至整個社會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困惑與糾結。

　　史雷的作品以北京為背景者居多，時間上則多集中在日本侵華占領北平前后，并借此描述當地人民在這種隱忍與反抗的半壓抑狀態下的日常生活。但史雷 的作品又與傳統的抗日題材作品不同，他是通過中日兩種文化的深刻對比，展現出被占領國人民的不屈反抗。盡管山河已經破碎，但被占領區的人民還要生活，這反 映出一種相對真實的現實狀態。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對北京文化極為迷戀，但史雷其實并非土生土長的北京人。他只是童年時期在北京生活過一段時間，對這種獨特的文化產生了深深的 迷戀，直到18歲后再次回到北京讀書、工作和生活。史雷對北京的昔日印象，因其在作品中的描述和勾勒而不斷加強，最終描述出一個混雜著個人記憶與個人構造 的“想象中的”北京。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傾向，在改革開放30年之后，在北京這樣一個移民城市里，真正土生土長的老北京已越來越少，即便是“京一代”、 “京二代”也已日漸萎縮，真正新一代的北京移民正在開始思考和描畫他們心目中的北京。

　　略顯遺憾的是，在史雷的作品中，我們只能看到一個靜態的、凝固的、昔日的北京，而真正意義上的北京應該是一個在時空范圍上延展性更強的概念。近 代意義下的北京不僅是日占時期，還包括清末民初、北洋政府以及抗戰勝利和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后等時期；就人文地理的角度而言，北京也不僅僅具有城 墻與胡同的特征，這座正在日益現代化的城市也擁有寬敞的街道、林立的樓宇以及諸多現代化企業。當代一些作家對昔日北京的描述，總讓人感覺略有遺憾與欠缺， 假如史雷能將自己對北京的情感“擴張”一下，不再局限于一場個人的敘述或對一座城市的描摹，那么將構成一部整個民族、國家與文明的歷史。

　　史雷的作品往往通過一個孩子的目光來捕捉老北京的風情風貌，以展現一幅特殊歷史時期的百姓生活畫卷。在情節的推動方面，作者比較喜歡用大段的對 話和心理描寫來展開情節，尤其喜歡使用雙線結構來敘述故事。而在一些非對話與心理的細節展現上，作者的描寫也同樣出色——諸如《將軍胡同紀事》中“蟋蟀戰 斗”部分，從蟋蟀的外貌到動作，從觀戰人群的神態到心理，全都惟妙惟肖。當然，使用這樣大段的筆墨來描述場面，似乎有悖于現代社會的快節奏敘述方式，盡管 這也許是作者記憶中彌足珍貴的一幕，但落到筆下卻有可能難以吸引當代的少年讀者。

　　此外，作者喜歡用第一人稱“我”進行心理描寫，從“我”的角度用所見所聞來介紹人物和敘述故事。但有時作者難免有些過于強調“自我”的感受，使得這種“經驗”變得相對狹隘。另外有些地方的第一人稱其實可以省略，以使敘述語言變得更為精練。

　　一般來說，史雷對故事的敘述相對比較平緩，高潮往往不是十分明顯，但有時卻會有一個簡短有力的結尾，會在結尾為我們燃起希望。比如在《將軍胡同 紀事》中，當武漢淪陷后，日本老師帶領孩子們唱《櫻花》歌，而小主人公“我”卻用聰明智慧巧妙地避免了這樣的文化“侮辱”——這不禁讓人想起都德《最后一 課》的結尾。此外作者還用新生的嬰兒、鴿子的騰飛、花朵的盛開來象征民族的希望，昭示著這些孩子必將成為承載民族使命的繼承者。作者對于場景和事件的描述 采用了經典文學中不緊不慢的敘述方式，具有著別樣的文學意蘊，然而在這樣一個快節奏的時代，這樣的方式難免有緩慢拖沓之感，或許也會令少年讀者不易接受。

　　無論是“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雙線結構，還是那些描寫人物神態和心理的語言以及那種不徐不疾的敘述方式，都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印刻痕跡，有時我們甚至能從史雷的作品中捕捉到傳統評書的味道。

　　作為一種總體感覺，史雷的作品也許會有一種時代感的缺失，因而彌補現代性的不足或許是史雷的一個努力方向——這里不指形式，僅指觀念。但就純粹 的創作理念來說，在這樣一個文學娛樂化的時代，與其降低身段去迎合潮流，不如堅持自己的本性化寫作，保持自己的固有優勢，繼續描述自己內心中那些神圣的東 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