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裔小說中的歷史性和文學想象(徐學清)

文學中的加拿大華人歷史：

華裔小說中的歷史性和文學想象

　　在以加拿大華裔家族歷史為題材的小說中，李群英的《殘月樓》、崔維新的《玉牡丹》和張翎的《金山》 因其藝術獨創性和強烈的族裔意識在華裔文學中卓然而立。三位作家通過描述加拿大華裔的歷史，逐層揭露被遮掩著的歷史真實以及華裔家族史的秘密，復原之前被 彎曲了的加拿大華裔歷史，因此在形成加拿大華裔群體意識和文化身份體認的進程中確立了他們的位置。

　　三部小說的作者分別以各自對歷史的洞察力和詩意的創造力圖繪了文化的多元景觀，《殘月樓》把作者對性別、階級和種族的認知編織進錯綜復雜的家庭 秘密之中；《玉牡丹》以三位天真無邪的兄弟姐妹的童年敘述折射歷史，表現唐人街的華人社區；《金山》則用方家五代的家族史繪制太平洋兩邊的編年史，并以此 來框架構制她的長篇小說。

　　雖然三部小說在語言、人物性格塑造以及風格上完全不同，但都涉及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鐵路這一歷史事件。

　　《殘月樓》采用的是間接描寫的手法，楔子和尾聲刻畫受中華會館派遣專程收集華工尸骨的黃貴昌，敘述他搜骨的歷險和個人經歷。搜骨本身是對為修建 鐵路而失去生命的華工和他們靈魂悲涼的祭奠。收集華工尸骨的母題同樣反映在崔維新的《玉牡丹》里，它從小女孩的視角描寫了唐人街單身漢、當年參與建鐵路的 華工黃金年，以及小女孩和他之間發展起來的忘年之交。因為臉上與生俱來的胎記，老單身漢在小女孩的眼里和豐富的想象中變成了傳說中的孫悟空。小說中，他的 象征意義更大于現實意義。在參與運送2000磅華工尸骨回中國這一體現強烈民族意識的事件后，他也就從小說中退場了�！督鹕健穭t用大量筆墨生動具體地描述 了某段鐵路的建造過程，由此逐步發展小說剛毅執著的男主人公方得法的形象。處在跨國和跨文化的場景中，方得法在小說中成為了文化沖突中的調停者，更是加拿 大和中國近代政治、歷史的見證人。

　　小說《殘月樓》的結構非常后現代化，楔子和尾聲使用傳統的客觀敘述方式，中間部分則由黃貴昌的曾孫女凱的主觀敘述為主體，同時夾雜進家族其他成 員的敘述，講述全家三代人的故事。這部分敘事的順序不斷地被時間跳越、過去和現在的穿插往來所打亂。小說框架和主體之間有著因果關系，騷動不安、充滿悲劇 性的故事情節正是楔子和尾聲中黃貴昌和土著女孩卡蘿拉浪漫愛情延續性的后果，是家族中的混血婚姻、背叛、納妾、亂倫、自殺等一系列壓迫性事件的根本起因， 而性別和種族則構成了人物尋求身份的沖突。黃家世代相傳的堅固男權文化中心是以女性的犧牲為代價的。她們的不幸命運首先是以卡蘿拉的被拒絕為起點，然后是 女性為自己的權利進行反抗以及反抗所引起的后果，她們的努力最終打破了社會/家庭規范的界限。最后，小說的主要敘述者凱挖掘、發現家族史里的隱秘后，決定 沖破社會運作的規范，重建她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文化身份，去實現她那未被家族接受的曾祖母卡蘿拉為之而死的夢想。小說悲劇性的主體部分顛覆和解構了浪漫 化、詩情化的楔子和尾聲，把小說最終轉化為后現代主義的反諷。

　　《金山》的敘事模式則是全知全覺、客觀的歷史敘述。由方家第五代重孫女艾米訪問祖輩老家開平為線索，小說描述被太平洋隔開了的方家兩個部分的、 與兩個國家的近代史緊密相連的家族史。全知全覺的敘述模式強化了歷史敘述的客觀性，歷史在《金山》不是附加在小說之上的背景，而是制約每個人物命運的決定 因素。作家力圖囊括重大歷史事件，把人物性格、命運的每一個轉折點都跟歷史事件掛鉤，并把一個新的領域引入加拿大華裔文學：早期華工家庭的另一半，在太平 洋另一邊的妻子、老父母和年幼的子女。華工家庭這一半的缺席，意味著加拿大華裔歷史的不完整�！督鹕健坊ㄙM了幾乎一半以上的筆墨精心描繪華工另一半的苦苦 留守和無望的等待。尤其回腸蕩氣的是方得法的妻子、女主人公六指的人物形象，她既有普遍性又有獨特性。作為華工的妻子，六指和其他留守妻子一樣一輩子在老 家照顧老幼，她那到“金山”去和丈夫團聚的夢想被加拿大種族歧視的排華法案砸得粉碎，而她生命的終結則因政治的原因作為華工的妻子而悲劇性地結束在土地改 革的運動中。六指的一生鑲嵌在中國現代史的大事紀上，記錄了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時期的集體記憶。小說由兩條并行的敘述結構組成，互相對應補充，從而把一個 家族兩個遙遠的部分組合在政治和文化的地理圖冊上，即傳統文化意識在精神上連接起被地理空間割裂的家庭物質形式上的兩部分，這兩個部分都因為“他者”的特 性而深陷于太平洋兩邊或種族歧視或政治歧視的困境中。

　　相比之下，對歷史的敘述并不是小說《玉牡丹》的主要任務，整部小說是通過三對年幼的眼睛折射出上個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唐人街里華人的日常生 活，充滿著詩意和懷舊的情調。他們的敘述反映了華裔后代在文化交錯的環境中形成文化混合身份的過程，它們是在華人祖母的言傳身教和加拿大白人文化之間的夾 縫里完成的，是在制度化的種族歧視下和與周圍的白人朋友、同學的友誼中發展起來的。孩子們眼里的婆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授者，她不僅要他們牢記中國根，且 指導他們華人的行為方式。而加拿大的文化環境尤其是學校教育，則強化了他們跨文化的生活閱歷，尤其是語言的運用。當使用另外一種語言時，人們不自覺地會使 用起這種語言的思維方式，雙重身份的意識由此逐漸培養和定形。這是一個新的群體，一個根在祖籍、卻在加拿大建立起新家和新的身份特征的群體。借由少年男女 對家人和鄰居的敘述，小說呈現出宛如華人社區風俗畫般的藝術形態，而第一人稱的敘述模式進一步渲染了家庭和社區里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系。在他們尚未涉世的 眼中，生活的艱難轉化成了歷險，傳統被神話化，社區被理想化。正如評論者Marie Vautier所指出，小說強調“唐人街強烈的社區意識，在那里盡管面臨著生存的很多困難，但是社區里的和睦相處到處可見”。

　　《殘月樓》充滿著激情、渴望和悲劇色彩，鐫刻著不諧調的印記，表現女性為了愛和權利而作的掙扎和斗爭�！队衲档ぁ窋v雜回憶和想象，承載著濃郁的 懷舊情緒，調停著小說中人物的過去和現在、幼年和老年的代溝關系�！督鹕健穭t用細節交織歷史和文學，為讀者提供了歷史敘述和文學敘述的有機結合。因了反映 早期華裔移民生活的共同題材，這三部小說對再現加拿大華裔歷史作出了巨大貢獻，而三位作家各自獨特的藝術表現和對歷史的闡釋，是對加拿大歷史的主流文化敘 述的有力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