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倫理的現代式生存與東方化敘事(王巖)

　　趙樹理文學的敘事方式對于中國當代文學創作和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劉旭教授的趙樹理研究新作《趙樹理文學的敘事學模式研究》(北岳文藝出版社2015年出版，以下簡稱《研究》)系統研究了趙樹理文學的敘事特點，深入分析了趙樹理文學的原創性，昭示了中國傳統鄉村倫理及社會主義的底層解放觀對趙樹理敘事模式的關鍵性影響，最終突顯趙樹理文學獨特的鄉村內部敘事特征。同時還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缺乏現代意識”評價趙樹理文學這一較為偏頗的觀點進行了批判，充分論證了趙樹理文學是以回到古典的方式完成了對西方現代性局限的規避，同時對傳統敘事方式進行現代意義的揚棄，以農民的“生存倫理”為本位，形成了另一種理想化的“底層進化式”敘事模式�？梢哉f，趙樹理文學作為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學結合的典范，為建立屬于中國的東方化文學標準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資源�！堆芯俊凡粌H對當前文學界和思想界一味強調西式民主自由而完全否定社會主義革命的做法進行了批判，認為趙樹理文學成功地把社會主義與中國鄉村倫理相結合，無論對文學界還是思想界都是一個極大的啟示，而且論證了趙樹理文學蘊藏著質疑西方化文學標準的霸權性質的生長點。

　　《研究》共分為三個部分。整體研究部分從趙樹理文學的宏觀敘事模式和文學史角度概述趙樹理文學的敘事特點及趙樹理的文學史定位。立足“超越現代性”論述趙樹理轉向的敘事表現，即不像周立波、丁玲把黨代表作為敘事視點，而是把農民作為敘事視點，黨代表成了被略寫、被敘述的外來者；但同時外來者又在敘事中起著關鍵的推動作用，趙樹理采取農民視點反而更強化了黨的領導的有效性。農民視點的確立給趙樹理的左翼鄉土文學帶來了根本性的變革，形成以中國鄉村倫理和傳統文化為中心的底層解放敘事。具體的敘事學分析部分主要通過文本細讀方法，運用修辭敘事學、文體敘事學、認知敘事學等方法分析趙樹理文學的文體、修辭及敘事結構特點，進行從話語的句篇到文字的細致解讀，多角度分析趙樹理小說敘事的各項特征，并與社會革命相結合，發現各種思想在敘事策略中融合的蹤跡，從而全面突顯趙樹理敘事的超越性。在對比研究部分，《研究》具體分析了趙樹理思想變化的表現和原因。在《魯迅與趙樹理的“國民性”對比》這一章中，作家從世紀母題“國民性批判”出發，強調了社會主義革命給趙樹理文學思想帶來的關鍵性變革，趙樹理與魯迅筆下的農民形象有著很大的差別。作者認為魯迅的農民形象中所包含的對國民性改造的絕望，來自于對大環境的靜止化理解，而趙樹理由于生活在農村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則提供了不同的想象可能，作者從中國小農社會產生階級及公共意識的可能、趙樹理筆下的新式娜拉和阿Q形象分析、社會主義經驗和東方小農倫理對趙樹理文學的關鍵影響等三個方面，論述了趙樹理文學獨特性的產生原因，認為他打破了魯迅的“國民性”魔咒，塑造出了具有社會主義式現代意識萌芽的農民形象，寓示了新的底層文學敘事模式。

　　趙樹理文學的超越性的重要表現之一正在于重返古典，他在走了幾年啟蒙路線之后(甚至曾經與施蜇存同時寫出了現代主義小說)，發現西方化寫作對農民的教育幾乎沒有效果，于是找到了用古典形式與現代思想相結合的寫作方式，無形中避開了百年來啟蒙思路造成的知識分子的“自我他者化”問題。西方思想的涌入帶來的文化自我喪失問題在中國一直存在，與明治維新后的日本非常相似，強大的西方崇拜淹沒了大部分中國現當代作家，使之喪失了對中國傳統的民族文化和古典文化的繼承能力。在《重返古典：趙樹理文學的東方敘事特色分析》這一章，作者從趙樹理敘事的古典特色出發，分析趙樹理文學傳統形式之下隱含的現代因素。趙樹理對古典的散點透視和線性敘事都進行了現代改造，形成了以鄉村為中心的散點敘事和融合了鄉村進化觀的線性敘事，在接受效果上既讓農民愿意接受，又能潛移默化地完成對農民的現代教育，體現了趙樹理建構“鄉村共同體”的現代整體意識。同時基于一種集體性的農民解放觀，趙樹理將傳統與現代的敘事方式相結合，在貌似傳統化的敘事中，淡化情節的沖突和人物主體性描寫，從鄉村內部出發，用農民的物質利益訴求置換主流革命文藝所要求的階級斗爭，把鄉村傳統倫理與現代化的社會主義革命相結合，形成一種漸變型鄉村進化觀，進而構建出一個合乎農民認知和理想的鄉村共同體，趙樹理文學以表層敘事的古典化和深層結構的鄉村關懷完成了對歐美式現代的超越，并與社會主義式的現代想象結合，形成了超越性的東方化現代敘事模式。

　　《研究》基本厘清了趙樹理小說的敘事方式與中國傳統元素及“五四”文學、左翼文學及西歐現代小說在敘事方面的承繼與揚棄關系，深入分析了趙樹理文學的超越性，指出趙樹理超越性的重要方面在于以中國的傳統文化綜合社會主義革命的某些成分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籠罩下的“現代文學”，形成了獨特的異于西方的東方化現代文體。從理論價值上看，“形式”的發現非常重要，囿于所謂的“現代”思路，難以發現趙樹理的超越之處，這不是武斷的結論，而是學術界的事實。

　　《研究》通過后經典敘事學方法的運用，把形式分析與思想分析相結合，發現了趙樹理在文學性與思想性兩方面的超越之處，也發現了曹乃謙在文學上的成功與思想上的失敗之處，更大的價值是發現了莫言作為當代成就最高的作家的偉大之處，甚至發現了莫言在鄉村理念上與趙樹理的延續性，及莫言相對于趙樹理的超越之處及其在文學上的更卓越的才華。   

　　《研究》無論是從思想上還是從方法上，都突破了當前研究界主流的社會思想式批評方法，以敘事學為支持的文本分析，某種程度上也克服了當前底層文學和趙樹理研究時遭遇的瓶頸，大大增強了分析的力度，具有無可比擬的明晰性和可操作性�！堆芯俊酚么搜芯糠椒ㄏ喈敵晒Φ亟沂境�，趙樹理創造的敘事模式成功地超越了東方/西方、落后/進步的二元對立模式，擺脫了西方中心主義，提供了新的文學敘事模式。在逐漸成為西式現代強國的中國，這種模式對于提升中國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人性化與人文關懷維度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為底層文學、三農文學、打工文學開拓新的文學樣式提供了較好的思路，直指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學的走向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