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不靠“評”(宋志堅)

　　生活在現實社會中，常會與一個“評”字打交道。但我沒有想到，這個“評”字系列里，居然還有評文化名人的。相關信息來自一位長者。那天他打電話告訴我，有人申報了“文化名人”，還給他寄了一份“申報表”，希望他為之“說說話”�？磥�，這位準“文化名人”底氣不足，缺乏自信，方才有此請托。文化名人是評出來的嗎？我當時就這樣脫口而出。

　　一個文化人的名氣，應當是由他的實力與成就支撐起來的社會影響。如果文化名人也有“等級”，那么，這種“等級”只與他的社會影響相關。你在某個縣、某個省內有相當影響，你就是這個縣、這個省的文化名人；你的影響遍及全國，你就是全國的文化名人；你的影響突破國界超越時空，你就是世界文化名人。盡管也有一鳴驚人之說，也不乏處心積慮謀名謀譽的人，但這種影響大多還是長期積淀、自然形成的。

　　而有些文化名人之“評”，卻有太多勉強為之的色彩，一不小心就成了可以隨意授受的餑餑，有聞著味的千方百計跑門路找關系。連離休多年的老人還有人請托，罔論其他。文化名人之“評”，也有太大的不確定性。比如，有多少人申報，有多少人參與，在多大的范圍內進行？評審的標準是什么，評委由誰充任？如此等等，沒有一定之規，也很容易成為某個圈子中人的自娛自樂。就像有些地方評項目、評基金，往往只要圈子中的幾個人就能搞定，于是也往往有項目、基金的沒有成果，有成果的沒有項目、基金。

　　名后面是利，兩個字，經常是連在一起的。利益的誘惑越大，鉆營的人越多�？烧l靠實力與成就，誰靠炒作與噱頭，誰靠公關與鉆營，世人一時或許難辨，卻也終究會水落石出見到真相。人為賦予的名氣，自己心知肚明，你評他為文化名人，他也“名”不起來。評選本身既容易變味，評出來的文化名人，也就很難令人信服。而自然形成的名氣，別人很難抹去，沒人評他為文化名人，他也照樣是文化名人。

　　這讓我想起了翻譯家項星耀。海峽書局推出一套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的文學創作叢書，該校副校長汪文頂教授為叢書所作的總序中有關于該校文學學科的一句話：“歷史上，葉圣陶、董作賓等著名作家曾在此任教，著名的翻譯家項星耀也曾任教于師大中文系�！蔽以�與項星耀先生下放在一起，這句話引起我的特別關注。我想，無論是1985年他從福建師大離休之時，還是1997年他去世時，似乎都沒有人將他當做在福建師大文學學科一百余年歷史中可與葉圣陶等相提并論的文化名人。然而，在他離世之后，包括喬治·艾略特的《米德爾馬契》、薩克雷的《潘登尼斯》、亨利·詹姆斯的《一位女士的畫像》、簡·奧斯丁的《曼斯菲爾德莊園》以及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等不少由他翻譯的世界名著先后再版。汪文頂教授引他為榮，只因為他的翻譯成就令人矚目。項星耀生前從來不想讓誰為他“說說話”，去世之后更不會有誰再去給他做這樣的“公關”。他的名氣是自然形成的。而歲月的流逝，并沒有使他的身影遠去，只是把他的名字淘洗得更加光彩。

　　評選文化名人，或許旨在鼓勵文化人。然而，“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必先有心無旁騖的大境界，方才有深孚眾望的大手筆。孜孜以求名利的，難免受制于名利的羈絆。純以名利激勵創新收效甚微，往往適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