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4日上午11時,為文學守望終生的老詩人楊文林的心臟在北京中醫藥大學東方醫院停止了跳動。
他走得太突然,突然得毫無征兆,因此我也毫無思想準備。在他入院搶救的前3天——6月30號我給他打電話時,他還聲音洪亮,底氣很足,談笑風生。怎么說走就走了呢?人的生命如此脆弱嗎?
電話中我告訴他,顧驤的小女兒顧蘋在中國作協領導的支持下,計劃出一本紀念顧驤的文集,讓我代她約稿,請顧驤的老戰友老同事老朋友撰寫文章,寄托哀思。他是我第一個考慮約稿的人。他有些猶豫,說近來很難集中精力。最終他還是同意寫稿,不過提出了兩個條件:一是時間上要寬限,二是回蘭州再動筆。我知道,不是我說服了他,是顧驤同他數十年的友誼感動了他——他說,1985年夏,到新疆伊犁參加“西部文學研討會”,會后他同顧驤等五六位好友,在陳伯中、都幸福陪同下,遍游南疆,登帕米爾髙原,直至中巴邊界處的紅旗拉甫山口。
我還勸他別回蘭州,我說,養老還有比跟女兒在一起更好的嗎?女兒是父母的小棉襖!他還是執意要回。他說,甘肅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學習成長工作了一輩子的地方,回到蘭州我就感到舒服。為了強調他回蘭州的決心,還吟誦了兩句古詩:京城雖云樂,不如早還鄉。接著便是朗朗的笑聲……
葉落歸根——回想起來,難道這就是老詩人給我的暗示嗎?
4年前《楊文林詩文集》詩歌卷《北草南花》及散文卷《隴頭水泊》出版,恰逢老詩人八十壽誕,我寫下了如下文字:“這哪里是普通的詩文集!它分明是楊文林一個甲子的文學情緣,是他汗水、心血與智慧的結晶,是他文學圓夢的記載與見證,是他生命的光焔!
沒錯,楊文林是視文學為生命的,這兩本集子的成書過程,就足以成為鮮明的例證。就詩文集的素材而言,是他數十年的生活積累,而寫作成書卻是近10年的事。也就是說真正把素材加工提煉成作品,是在他脫離開紛繁的文學領導崗位之后才動手完成的。對一般人而言,這正是含飴弄孫、安度晚年階段,而他卻為圓文學夢,青燈伏案,孜孜以求。此情此景,不禁令人肅然起敬。
楊文林所鐘愛的文學創作,幾乎被他所竭誠投入的卓有成效的文學組織活動及編輯工作所淹沒。對于80歲時出的這兩本詩文集,他深感欣慰,笑言是補交的“落下的作業”。
楊文林與文學一生有緣,早在1948年,不滿17歲的楊文林就在蘭州的《民國日報》與《和平日報》上分別發表了他的詩歌與散文的處女作;之后,他于1949年8月,參加了集結于他家鄉臨洮準備解放蘭州的第一野戰軍。那時的部隊,中學生即是文化人,何況還有作品發表。經過短暫的培訓,他成為部隊的新聞及文化工作者。由于他的勤奮,在上世紀的50年代初,不斷有詩作在全國性報刊發表,成為小荷漸露尖尖角的軍旅詩人,受到詩壇矚目,特別是受到李季、聞捷的青睞,動員他轉業來《飛天》(當時刊名為《紅旗手》)。從此,在甘肅文壇風風雨雨耕耘幾十年。
對甘肅當代文學60余年的發展與繁榮的貢獻而言,愚以為楊文林功不可沒。
首先,他是貫穿甘肅當代文學60余年的人物,是甘肅當代文學自始至今的參與者、創造者、親歷者及見證者。概而言之,他是甘肅文學60余年的活字典、活檔案、活化石。說起甘肅不同時期文學發展的狀況及其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他滔滔不絕,如數家珍。
其次,甘肅有一個獨異于其他省的情況:先有文學刊物,后有文聯作協。甘肅的《飛天》(其前身為《甘肅文學》《隴花》《紅旗手》《甘肅文藝》)創刊于1950年8月,而甘肅文聯成立于1955年,甘肅作協成立于1958年!拔母铩逼陂g,文藝界成為重災區,是楊文林審時度勢,以紀念《講話》30周年為契機,招集舊部,辦筆會(當時叫“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研討紀念,創作作品。終使《飛天》恢復出刊,成為“文革”期間省級文學期刊復刊的報春鳥,為數年后甘肅文聯作協的恢復打好了基礎,儲備了人才,積累了經驗。每談及此,楊文林及《飛天》同仁都充滿了驕傲與自豪。
再次,在新時期的前10年——整個80年代,楊文林是甘肅文壇最忙碌的人物。他是省文聯黨組成員、副主席,省作協副主席,中國作協理事,《飛天》主編。那時是文學的黃金時代,大家的心思都用在了文藝的事業發展上,沒有人說他“擅權”,大家的原則只有四個字:能者多勞。
正是斯時甘肅文聯領導班子的團結和諧及全省文藝界的上下齊心奮發努力,使原本處于邊緣狀態的甘肅的文學藝術,得以蓬勃發展,獨樹一幟,以其鮮明的個性匯入全國文藝界主流。
斯人已逝,風范長存。
在獲悉老詩人仙逝的第一時間,我撰寫了一副挽聯,為亦師亦友亦領導的老詩人楊文林送行,祝他前往天國一路走好——
攜筆從戎金剛烈火飛天嫁衣文壇守望潤物無聲六十載,
老樹根深蒼龍行雨北草南花隴頭水泊庾信文章晚更成。
——坦蕩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