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別草嬰先生(曹元勇)

　　10月24日傍晚六時許，草嬰先生在華東醫院溘然長逝。收到草嬰夫人盛天民老師通過手機短信發來的消息時，我不禁感到愕然。我們一直以為草嬰先生憑著他非同一般的頑強意志，一定能戰勝病魔，在有生之年用他顫抖手指觸摸到計劃中明年出版的二十卷《草嬰著譯全集》。就在這個月的12日，我還到草嬰先生的家里，去拜訪盛天民老師，商量《草嬰著譯全集》的出版計劃。孰料，草嬰先生卻在這個時候平靜地辭世而去了。

　　草嬰先生的家在岳陽路的一個小弄堂里，只有使用權。2003年，我為出版他翻譯的《托爾斯泰小說全集》第一次登門拜訪，之后便成了那里的�？�。最近兩三年，為了謀劃出版《草嬰著譯文集》，我造訪的次數也比以往多了些。每次在朝向花園的書房兼客廳里坐下后，我都會對著草嬰先生用過的書桌和書櫥打量一番，他住院之前伏案工作或與客人交談的情景就會在我的想象中閃現。

　　我記得，2003年底至2004年三四月份《托爾斯泰小說全集》排好版后，草嬰先生堅持要親自看校樣，把編輯過程中疏忽的差錯用非常工整的字體一一改正。而且他一般會堅持自己的翻譯語感。我曾經問他是否可以把《伊凡-伊利奇的死》改成《伊凡-伊利奇之死》，草嬰先生就沒有同意�！锻袪査固┬≌f全集》出版后，我又出版過他翻譯的《當代英雄》，因此也常趨訪。當時草嬰先生對社會問題、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問題、“文革”博物館問題都非常關注。不過，講到“文革”時，他對自己經受的苦難一般都不會細談。有一次，談到現實中令人沮喪的問題，我講話不免帶上了情緒化的偏激，草嬰先生則用平靜的語氣對我說，他反對看問題走偏激；他說對任何問題和現象，都要一分為二地去分析，不能只看到事情的負面，也不能只看到事情的正面。從那時起，每當我為了痛快想說一些過激的話時，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草嬰先生的這番教誨。

　　作為一代大翻譯家，草嬰先生在現實生活中給人的印象是一個瘦小、文雅、和藹的文人，講起話來條理清晰，但卻不緊不慢。如果走在大街上的人群里，他一定普通得如同隨處可見的草一樣�？删褪沁@位像草一樣普通的文弱知識分子，卻在年過半百、歷經坎坷后，花了二十年心血，以一個人的努力，把托爾斯泰的全部小說從俄語直接翻譯成了漢語，為漢語讀者建造了一座通向文豪托爾斯泰的壯麗虹橋。草嬰先生的這一壯舉不僅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學翻譯史上塑造了一座高峰，而且直到今天在全世界也是獨一無二、難以超越的，因為他是僅有的一位把托爾斯泰的全部小說從俄語翻譯為另一種語言的翻譯家。同時，草嬰先生的文學翻譯之路并不尋常。他的文學翻譯是伴隨著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反法西斯戰爭起步的，這也使得他的文學翻譯始終具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著名作家馮驥才先生曾為此由衷地感慨：“他叫我看到翻譯事業這座大山令人敬仰的高處�！�

　　草嬰先生1923年生于浙江寧波，十四歲那年，因為日本侵略中國，從寧波避難到了上海。當時全國抗戰的熱潮喚醒了少年草嬰憂國憂民、追求真理的思想意識；像很多熱血青年一樣，他如饑似渴地閱讀進步書刊和文藝作品，并開始對俄蘇文學發生了濃厚興趣，以至自覺地把翻譯當作一種嚴肅的事業投身其中。新中國成立后，他成為專職翻譯家，翻譯了蘇聯女作家尼古拉耶娃反映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長篇小說《拖拉機站長和總農藝師》、肖洛霍夫反映衛國戰爭的中篇小說《一個人的遭遇》、短篇小說集《頓河故事》以及反映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長篇小說《新墾地》等作品。其中，1955年翻譯出版的《拖拉機站長和總農藝師》因為關心群眾疾苦、批評官僚主義在中國讀者中曾經風靡一時；時任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曾號召全國青年向這部小說的女主人公娜斯嘉學習�！拔母铩遍_始后，隨著許多蘇聯的文學作品被扣上了修正主義的帽子，草嬰先生因為翻譯過肖洛霍夫的作品，一下子成了重點批判對象，受到隔離審查，并被趕到農村勞動改造。在漫長的十年黑暗中，草嬰先生不僅精神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和折磨，肉體上也兩次不堪重體力勞動而與死神擦肩而過。煉獄般的磨難讓他對社會、對人、對文學有了深刻的思考。在《我為什么翻譯》的文章中，他講過：“通過‘文化大革命’，我越來越清楚，在歷史上少數人統治多數人，少數人以自己的意志決定多數人的命運，這是人類苦難的根源，也是人類無數次浩劫的原因。要結束這樣的悲劇，首先必須培養人與人之間的美好感情，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宣揚人與人之間的愛，也就是人道主義精神�！彼�以，在“文革”結束后，他暗下決心，要把人道主義精神變成自己行動的動力，用余生之年把托爾斯泰的作品完整系統地翻譯出來；因為他覺得“托爾斯泰是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托爾斯泰作品的全部精髓就是人道主義”。

　　在草嬰之前，中國還未曾有人做過系統翻譯列夫·托爾斯泰的工作；雖然中國從二十世紀初就有人開始翻譯介紹托爾斯泰的作品，但一直都是一個人翻譯一兩本，有些還不是直接從俄語原文翻譯的，風格上既不能統一，內容上也不能保證貼近原文。于是，從1977年到1997年，草嬰先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翻譯托爾斯泰的工作中。其間，他推辭了到某家出版社任總編輯的機會；一些游歷性的國際會議和熱鬧活動的邀請，大多被他謝絕；他的一個女兒的不幸病逝也沒有讓他離開書桌，因為他覺得：“失去女兒是很大的損失，假如我因為悲痛而停止工作，又是一種損失，是雙倍的損失。因此，我不能停下手中的筆�！�

　　草嬰先生從事文學翻譯的作風非常嚴謹，他所翻譯的大部分作品，包括托爾斯泰的十二卷小說作品、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和肖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新墾地》等，在翻譯藝術上也達到了非常高的水準；比如《當代英雄》迄今還被一些高校的俄語專業當作翻譯精品來加以研讀。草嬰先生始終認為，翻譯家確定自己要翻譯的選題時，應該考慮他自己的風格比較適合翻譯的作家作品。每翻譯一部作品，他都要仔細領會原作者在創作時的思想感情，體會原作者的藝術特點，不厭其煩地查找資料，反復推敲，不斷修改，力求使自己的譯文忠實、準確、流暢、傳神。

　　現在，斯人遠行去了另一個世界，留給我們的除了懷念、記憶和想象，就是他弘揚人道主義精神的洋洋灑灑數百萬字的譯著。令人欣慰的是，草嬰先生的譯著，特別是他翻譯的托爾斯泰作品已經成為眾多讀者心目中的最佳譯本，成為今人和后人獲取精神滋養的不竭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