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華棟的世界(寧肯)

　　很多年前，我不太關注文學，但已多少知道一點邱華棟。應該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北京有了一些新興建筑，像建國門外的咖啡色的榮毅仁大廈，米色的長富宮，賽特，新城市風景線已崛起，加上立交橋，還有新興的亮馬河一帶，長城飯店，昆侖飯店，五光十色，讓我這個北京人對這個新北京有一種巨大的陌生感，異物感，很難進入理解、感受、分析、描述范疇。這是一個異質的北京，異鄉的北京，身體之外的北京，接受、新鮮，又排斥，甚至恐懼。我知道它的意義，但又覺得和自己是兩碼事，我覺得很多人跟我的感覺一樣。但是偶爾我看到邱華棟描述了它們，它們那么陌生、沉重、異物感，但邱華棟卻輕松并且漂亮地勾勒了它們。那種筆觸和描寫是前所未有的，老舍筆下沒有，王蒙、陳建功、汪增祺、王朔筆下沒有。不可能有，它們剛出現，但是被邱華棟寫出了。說實話當時我簡直有點嫉妒這家伙：這是我打小生活的北京，怎么讓他寫了？它再新也是我的�？捎忠幌耄何夷軐憜�？我描述胡同可以，描述那些新興的本質上是摧毀我的大家伙不可能，再放那兒多少年都不可能。

　　那時我做廣告公司，還殘存著一點文學夢，正因為如此，上級公司一位副老總，也是哥們，有一次跟我說認識《十月》的一個副主編，哪天約出來可以一塊坐坐。那時的《十月》雖然像文學一樣邊緣化了，但在我殘存的夢中仍是如雷貫耳，早年投稿見著編輯手都抖，他能隨便約出人家副主編，我有點不太相信。結果一約就出來了，在《十月》對面的“大森林酒樓”，副主編叫鄒海崗，腦門很寬，很文學，我抑制著激動，也裝作和我那位哥們一樣大大咧咧談文學，就是那次我聽到第一個人跟我談邱華棟。鄒海崗對邱華棟贊不絕口，評價很高，認為邱華棟寫北京是一絕，寫出了新北京，北京意識很強，稱華棟為文壇上“邱華棟現象”，要寫小說就要寫邱華棟那樣的小說。甚至具體談到華棟小說里對建國門一帶新興建筑的描寫，很是感嘆。跟我的感嘆一樣，但是我當時沒有說，只是心里很震撼，不知道邱華棟是怎樣做到的。我的哥們倒沒覺得什么，后來有一次我跟他提起，他竟然忘了邱華棟是誰。

　　1998我從廣告公司退出，開始寫夢想中的《蒙面之城》，主人公的歸宿是一個搖滾歌手。我不了解搖滾，開始收集大量有關搖滾的資料，一次在三聯書店發現華棟的小說集《搖滾北京》，太好了，毫不猶豫買下，認真研讀，獲益匪淺，感嘆華棟的才華，感嘆中國有了如此現代意識或當代意識的小說家�，F代性、當代性不足一直是中國小說的一大問題，土里土氣，總是寫過去，或者新潮一點的又不接地氣，縹縹緲緲。我們生活在當下，為什么不能既新穎又結結實地寫寫當下呢？九十年代與六七十年代有了質的變化，中國從未有過地置身于世界的當下，為什么不以此視角寫寫我們的內心，我們精神的前沿？我們讀了那么多外國經典作品，為什么不能領略到一種高貴的東西，一種生命力的飽滿與擴張？一種人文中的肆無忌憚、想象力勃發？但是我在《搖滾北京》中讀到了我所說的上面的氣息。華棟是一個擁抱世界的人，因此也才那樣地擁抱北京的世界性，這點和我的內心特別契合，也特別讓我在《蒙面之城》的書寫中找到一種參照與啟迪。

　　果真，華棟后來的寫作正是沿著北京的世界性走的，最近新版的“北京時間”系列四部《白晝的喘息》《正午的供詞》《花兒與黎明》《教授的黃昏》均寫于九十年代與新世紀頭十年，均有有一種世界性氣息撲面而來。華棟一向對自己的作品非常低調，很少做研討會、推廣會，從不高調言說自己的作品，只是以一股勁頭向前耕耘，因此本來跟華棟已經很熟了，這次讀這四部書又感到一種讓我驚訝的陌生。這種陌生不由得讓我深思到兩個問題，一是當初閱讀這些作品為什么沒有今天感覺這樣強烈？那么離當下生活比較近的作品是否本身需要時間？放得舊一點反而有一種時間的香氣？當然僅僅這點還不夠，還要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新視野與新的閱讀的因素。這四部作品，特別是《白晝的喘息》與《教授的黃昏》讓我鮮明地想智利作家波拉尼奧，想到《2666》與《荒野偵探》。與以往不同的是，過去我們看一個作家與另一個作家因緣關系往往是由時間差決定的，比如�？思{、馬爾克斯、莫言，基本差著年代，某種相似性天然被視為借鑒或學習，而華棟與波拉尼奧既是隔絕的，又是共時的，至少波拉尼奧的作品近年才介紹到中國。相似又共時，這又是北京世界性的一個表征，六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這種情況根本不可能，唯九十年代后。

　　波拉尼奧是我近年特別心儀的作家，過去我對拉美文學一直停留在魔幻現實主義那批作家，似乎他們難以超越，但是對我而言波拉尼奧終結了馬爾克斯為代表的那批魔幻作家。首先，魔幻現實主義之后拉美是否還有超越性的作家？有，就是波拉尼奧。另外魔幻現實主義是五六十年代的事，離當代的語境太遠，那么對當下的“當代性”文學怎么面對呢？作為與我們同時代的作家波拉尼奧走出了一條路，至少我感覺在波拉奧這里，文學又向前發展了。在如何處理當代經驗上魔幻現實主義已不能給我們直接的啟發，和我們不是在一個共同的“場”里，但波拉尼奧讓我感到了某種共時的“場”，共同的“場”，啟發特別直接，也特別讓當代作家感到自信。讓我沒想到的是，時隔幾年，當我重讀邱華棟的北京系列，一種波拉尼奧的氣息撲面而來，這也是邱華棟讓我感到的陌生的原因之一。

　　邱華棟的《白晝的喘息》寫于1995年，描述了上世紀九十年中活躍在北京的一批流浪藝術家，寫作時間與作品時間幾乎重合，非常當下，小說講述了這些有文學和藝術理想又放浪形骸的邊緣人的生活，他們在急劇變化的都市中追尋成功，經歷困頓、挫折、思索，作品洋溢著強勁而粗礪的生命氣息與荷爾蒙的混亂，盡管采用了略薩的結構現實主義的手法――奇數章節是敘述單個藝術家的故事的，偶數章則是小說的主線，但內驅力更當代，更像波拉尼奧，盡管那時邱華棟完全不知道他。非常巧的是波拉尼奧的《荒野偵探》也是寫了一批詩人藝術家，作品展現了現代社會里一個特殊群落——壓在文學金字塔最底端、為文學崇拜充當龐大基數的一大坨無名文學青年，他們的夢想與腥臊共存、熱忱與窘迫并舉，小說既有驚人的文學知識吞吐量，又表現了巨大的不靠譜能量的混亂生活的全貌。而在《白晝的喘息》里，邱華棟甚至嘗試了達達主義的自動寫作，追求寫作當時的那種感覺的噴射，語言奔放，氣勢如虹，充滿了想象力，信息量巨大。有趣的是《荒野偵探》發表于1998年，比《白晝的喘息》還晚兩年，同要耐人尋味的是，前者一發表即引起整個拉美文壇轟動，后者卻還在時間中發酵。

　　邱華棟創作于是2008年的《教授的黃昏》，描述了最有代表性的兩類知識分子生活，特別創意的是通過一個文學教授的眼睛來打量一個經濟學教授的生活，又通過一個經濟學教授的婚姻變化，折射出當代社會的往往具有顛覆性的激烈變動：龐雜的新的觀念破壞了舊生活，“并歪歪扭扭建立了新生活”—有人這樣評價這部書�！巴嵬崤づぁ碧�形象了，新生活哪有不“歪歪扭扭”的，這正是當代性最有活動的體現。這部小說的開頭寫了一個大型的經濟學家與人文學者的研討會，會議地點在一個豪華的酒泉山莊，上至人大委員，部長，下至經濟學家，學者，教授，媒體人，濟濟一堂。有趣的是波拉尼奧死后才出版的他的最負盛名的《2666》，同樣寫了幾個人文知識分子，同樣寫了研討會。以我的經驗，會議是最難進入文學敘事的，因為它太格式化，太無趣，太讓人容易昏昏欲睡，但讓我驚訝的改變了我的觀念的是波拉尼奧竟然把會議文件、論文、發言、場面寫得生氣勃勃，津津有味，也就是說波拉尼奧那里沒有什么是不能敘述的，甚至對一封信的敘述對一篇論文的敘這可以成為整章小說。波拉尼奧在敘述上有一種野性的力量，無所顧忌，沒有任何清規戒律，一切都可敘述，這便是波拉尼奧的當代性，帶給文學的新進展。

　　而我們的邱華棟在《教授的黃昏》在《正午的供詞》在《白晝的喘息》甚至在反映乏味中產生活的《花兒與黎明》中，同樣有一種野性的敘述力量，沒有什么是華棟不敢敘述的。這里應特別提及的是《正午的供詞》這部小說，它發表于2000年，表面上敘述了一導演和一個女明星的故事，實際上這不過是類似許多純文學借助“偵探”概念構助小說一樣，不過是個殼。這部小說的激進敘述行為堪稱“文學的裝置”藝術行為，沒有什么是不能敘述的，小說將報告、文件、日記、散文、詩歌、劇本、回憶錄、評論、案綜、消息甚至小說本身拼貼在一起，看起來眼花瞭亂，到處都是入口，又是事實上是出口。當然了，對于許多讀者，甚至專業讀者這種野性的敘述都顯得太過分了，但是如果作為一種“文學的裝置”來理解，未嘗不是小說道路上的一個路標。文學應該具有這樣“火星探路者”的勇氣，這個勇氣落到邱華棟身上恰如其分。探索，創新，無疑也是北京應有的世界性，藝術在這里發生，文學在這在發生，我不能想象如果北京不能“發生”，還有哪里更應該“發生”？如果不再邱華棟身上發生還能在誰身上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