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虛構寫作更改文學大勢(胡傳吉)

　　對“消費同情”的隱憂

　　白俄羅斯的阿列克謝耶維奇以非虛構之力，斬獲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

　　異議不斷。也許人們認為，為作家的勇敢頒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這似乎與文學無關，畢竟文學獎不是和平獎。但是，阿列克謝耶維奇真的跟文學無關嗎？且存疑。先看異議。

　　大致的異辭無非有二端。酸葡萄心態忽略不計。

　　一端為反對意識形態支配并褒獎文學價值，這明顯是中國式的創傷反應。在當代中國，非虛構寫作實際上是“底層”文學的延伸，甚至與“報告文學”和左翼文學有隱秘的血緣關系。但為了避嫌，當下的紀實文學采用了非虛構(nonfiction)的表述方法，以將其納入西式敘事話語體系內，對其內在的革命性和新型階級趣味，避而不談。這是害怕歷史重演的本能反應。另一端則擔心非虛構寫作加速虛構文學的死亡，這是全世界范圍內都存在的恐慌心態。美國從20世紀50、60年代就開始擔憂非虛構文學對虛構文學的沖擊，而今，雖然小說尚未死亡，但讀者對非虛構文學的閱讀興趣大過對虛構文學的閱讀興趣，已成為不爭的事實。究其深層原因，寫作及閱讀趣味的變化，恐怕跟悲觀主義的盛行以及中產階級的式微，直接有關。

　　異議后面，是隱憂。隱憂不無道理。非虛構寫作的危險性在于，它非常善于辨認并挑選世俗意味上的苦難(亦即所謂的生存苦難)，但稍有差池，文學便容易流于“立功”等功名事。本來是同情之事，如果受功名事誘惑，反會變成消費同情之事。對生存威脅最大的是貧困、饑荒、疾病、日常犯罪與戰爭等，從這里，挑選任何一種事實來書寫，都會激起人道主義的義憤。阿列克謝耶維奇所選擇的對象，蘇聯衛國戰爭(《戰爭中沒有女性》)、阿富汗戰爭(《鋅皮娃娃兵》)、核災難(《切爾諾貝利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等等，無一不是人道主義框架下的“政治正確”。面臨生存苦難，必須同情，這是人道主義思想體系內壓倒性的“政治正確”。但人道主義如果走向極端，就必然帶有斗爭性。沒有多少人愿意看到，革命的發端，無一不帶有人道主義色彩，但走向極端之后，人道無不轉化為非人道。如果生存苦難占據道德的制高點，其它苦難及幸�？鞓�，遲早會成為革命的殺伐對象。人道主義確實高尚，但人道主義成為唯一的高尚，就有道德獨裁的風險。拆除道德獨裁的武裝，對世俗道德規范提出抗辯，恰好是文學的追求目標之一。所以，人道主義與文學絕不可能在所有問題上保持高度一致。文學的同情心與人道主義的同情心，是兩回事。

　　克制才有尊嚴

　　異議從表面上來看，是出于對文學性的持守。但從道德哲學來看，上述異議，是出于恐懼心——對人道主義間接導致之罪惡及悲劇的恐懼。那不能言說的恐懼心。

　　勇敢是悖論，勇敢后面，必有犧牲的代價。人們會追問，非虛構文學之勇敢的背后，究竟犧牲了什么。

　　阿列克謝耶維奇究竟有沒有犧牲文學性？筆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所謂文學性，除了獨立的審美性之外，還應該算上思想性。任何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必有思想性乃至宗教意味。從文學審美性的角度來看，《鋅皮娃娃兵》等作品的敘述手法是極其克制的。在生存苦難面前，過多的虛構、修飾，就是褻瀆與再次傷害，克制恰好就是保住人的尊嚴的合適辦法。阿列克謝耶維奇善于用極簡之法捕捉極繁之事，對罪惡的辨析，有一劍封喉之快狠準，對苦難現場，雖有選擇性記錄，但在還原與忠實的層面，看得出作者做出了最大努力。在語言的道德及藝術層面，無可挑剔。沒有對語言表意的精準認知，不可能有沖擊人心的力量。事實本身真的能說話嗎？史上多少大屠殺，淹沒在光陰中——南京大屠殺，至今沒有強悍而精準的語言呈現。沒有語言的轉換，事實本身未必真的能說話。讓事實發聲，需要復調的“語言”，純粹虛構，恐怕難以周全。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個人獨創性，就在于對事實進行了精準的語言轉換。而關于思想性，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里，有生和死的大命題，有普世性話題，這些，都是評論家們擅長總結的，無需我在這里饒舌。放下恐懼心，看看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文學性”吧。

　　其實用什么樣的形式表達，不重要。重要的是表達能走多遠、能登多高。過分強調虛構與非虛構的分野，是陳腐的文學評價觀。表意或表音文字，本身就起步于想象，落筆即是想象在生成。所謂完全紀實，只是幻象。文學及其評價當有更大的視野。

　　到歷史研究、新聞寫作、

　　虛構文學去不到的地方

　　當然，諸君又會抓住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寫作題材不放。問：假如這世界沒有了生存苦難與邪惡存在，那些以“苦難”為核心的非虛構文學，是不是就失去了寫作的可持續性？這是烏托邦式人道主義的追問。答案是否定的。殘酷的是，生存苦難與存在苦難一樣，都是永恒的。約伯的吶喊，將永無休止�？嚯y永生，罪惡永存，這是存在的悖論、活著的命運。所以，阿列克謝耶維奇記錄生存苦難的“文獻文學”，當然有其存在的重大價值，它能去到歷史研究、新聞寫作、虛構文學去不到的地方。這一次頒獎，并不單單只是為勇敢頒獎。更何況，勇敢是人類極其稀缺的品質——比所謂的文學性稀缺多了，就算是為勇敢頒一次獎，又何妨？！縱觀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史，非虛構文學并非主流獲獎者，頒一次兩次，無須有“天要塌下來了”、“小說要死了”的浮夸反應。文學表達的多元化，是好事。

　　胡傳吉，文學評論家，現居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