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涅瓦河畔
劉文飛與托爾斯泰玄孫在托爾斯泰莊園
劉文飛(左)獲俄“萊蒙托夫獎”劉文飛,1959年生,安徽六安人,文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當代著名翻譯家,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會長,首都師范大學教授,美國耶魯大學富布賴特學者,俄羅斯利哈喬夫院士獎獲得者,俄羅斯第二屆“閱讀俄羅斯”詩歌翻譯獎獲得者。主要著作有《詩歌漂流瓶》《明亮的憂傷:重溫俄羅斯》《紅場漫步》《布羅茨基傳》《伊阿諾斯,或雙頭鷹》《別樣的風景》《耶魯筆記》等十余部;譯著有《俄國文學史》《普希金詩集》《哲學書簡》《文明的孩子》《三詩人書簡》《時代的喧囂》《“百事”一代》《俄羅斯美女》《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等三十余部;發表文章百余篇。
著作等身與一舉三得
聽說《庫什涅爾詩選》已經開始銷售了,我立即上網訂購了一本。其實早在兩個多月前,我就收到了譯者發來的《庫什涅爾詩選》電子稿。庫什涅爾雖然摘得本屆青海湖國際詩歌節“金藏羚羊獎”的桂冠,但我對他的喜愛還遠上升不到崇拜的地步。我之所以一定要買它,主要是沖著譯者劉文飛去的,更準確地說是為了激勵自己。
時間還要上溯到5月24日,我去參加劉文飛先生最新譯著《悲傷與理智》的發布會,發現劉文飛低調地坐在觀眾席的一角,于是過去和他打招呼。他馬上欠了欠身子,一臉抱歉地說:“不好意思哈,我不太方便站起來,腰扭了!”原來,前一陣,他和兒子比試舉杠鈴扭了腰,又誘發了腰椎間盤突出的老毛病。我暗示他其實可以跟主辦方“請假”。他笑著說:“我還要感謝這次活動呢,終于可以名正言順地出來透透氣。你不知道,我在床上躺了一個多月!”想到前不久在家臥病三日的百無聊賴,我馬上說:“是啊,躺著的日子可真難熬!什么都干不了,無聊得很!”“那倒不算什么,我翻譯了一本詩集,俄羅斯一個老詩人,庫什涅爾的,翻譯到精彩的地方,只能‘拍床’叫絕,呵呵!薄澳钦f您躺在床上還譯了一本詩集?!”“啊,沒有沒有,主要是收尾和校對,扭傷前譯得差不多了……”學者的嚴謹讓他馬上對我的理解進行了更正。驚訝之余,我不免慚愧。所以,買一本《庫什涅爾詩選》放案頭,累了就想想譯者的精神吧!
其實,想來也沒有什么可驚訝的,若不是以這樣精勤的態度,以五十來歲的年齡,很難達到出版專著和文集十幾部、譯著30余部的成就,更別說還在報紙上發表了那么多散文隨筆!還記得有一次去拜訪劉先生,其時他4歲的兒子正在學畫畫,我們讓他畫一畫爸爸的樣子。過了一會兒,他從內屋走出來,手里拿著一張紙,上面并無父親的容貌,而是一幅劉先生盯著電腦打字的圖畫,那“電腦”上還形象地放出了幾道光芒。爸爸在兒子心目中的形象得到如此傳神的表達,劉先生之用功程度可見一斑。
成功者大抵都是在年少時即懷有遠大的志向。在一次采訪之余,我們聊起了這個話題。劉文飛笑著說,你猜我年輕時的理想是什么?做體育記者!原來,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劉文飛一心想報考新聞系,結果因為外語成績高而被“搶”到了外語系。但他對體育和新聞的興趣并沒有因此減弱。大學期間,他曾是校田徑隊的主力,羽毛球也接近專業水準。少年時的劉文飛,即清楚地“知其本末”,既然身在外語系,體育就只能作為業余的愛好!拔覀兡菚r候跟現在的大學生可不一樣,沒有手機、網絡可供消遣,書也少得可憐,偶爾得到一本就如獲至寶,爭相傳看,甚至抄閱。記得上大二的時候,身邊的書已經不夠看了,于是四處找一些沒被毀掉的蘇聯原版書,直接翻譯過來看。那時的翻譯不是為了出版或者賺稿費,純粹是為了自己和小伙伴們的閱讀,所以勁頭十足。我的翻譯功底就是那個時候打下的!闭f到難忘的大學時光,劉文飛打開了話匣子。
1984年研究生畢業,劉文飛留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這也就意味著他將在學術研究這條路上繼續走下去。劉文飛覺得有必要為自己定個目標和方向。常有人用“著作等身”來形容一個文人的畢生成就,不過現在看來,這個標準對于劉文飛來說顯然有點低。還不到55歲,他的專著、譯著、散文集和編著放在一起大約已經超過其身高了。而說到散文集,劉文飛說這是為自己開辟的第三條道路:“我的前輩們大多強調兩條腿走路,即學術研究和翻譯各不偏廢。但我后來發現,在搞學術和做翻譯的過程中,會有不少心得想和讀者分享,這些心得成了‘多余的話’,放在哪里都不合適,所以我就寫下來投給報刊,慢慢就變成了三條腿走路。我覺得這樣挺好,在為研究對象和讀者服務之余,也給個人的興趣留些空間,一舉三得啊!
劉文飛在事業上實現了三條腿走路的模式,其實,在個人、家庭和國家之間,在自我管理、生活交際和事業發展之間,他也都在這種三足平衡中自得其樂。有一次,他夫人要出國進修一年,3歲的兒子留下來由他一個人照看。我們勸他請個保姆,他開玩笑說:“只要不吃母乳,我都能搞定!”原來,他迅速按照兒子的時間調整了工作安排,早起把孩子送到幼兒園后開始閱讀學術專著、寫文章,到下午3時接孩子回來,陪孩子玩,準備晚飯。晚上,孩子玩拼圖游戲或看動畫片時他收發郵件、瀏覽新聞。晚8時,侍弄兒子睡下后開始做翻譯,或者撰寫報紙的約稿。
“那您不覺得接送孩子或者做飯是浪費時間嗎?”
“沒有啊,接送孩子的時候順便也透透氣;做飯就當中場休息了,而且還提高一下廚藝;陪他玩呢,可以更好地了解他的愛好和想法,何況,好多玩具確實設計得很巧妙,我也趁機玩一把。家庭生活嘛,本來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應該好好享受才是,怎么會浪費時間呢!
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的“銷售代表”
不過,你要是把話題轉到俄羅斯文學的現狀,這個剛才還圍追堵截兒子遙控車的“童心奶爸”,立即秒變成嚴肅的大學者;蛟S,對于劉文飛來說,妻子兒女組成的家是小家,俄羅斯文學研究圈子組成的是一個大家。他既是自己小家的家長,又是這個大家的會長。一個“長”字,增加了肩上的責任,也迫使他用更長遠的目光來審視未來。
早在幾年前,就曾聽劉文飛感慨說,國內的俄羅斯文學研究專家并不少,學術做得也不錯,但是沒有與國際接軌,要么只顧埋頭拉車,不了解國際上的研究現狀,要么,做的研究非常前沿,卻不注重與國際同行交流看法、分享自己的成果!耙肷钊虢涣,要么是走出去,要么是引進來,但現在的問題是既走不出去,也引不進來。酒香不怕巷子深,但如果對方根本沒聽過你這個巷子,怕還是沒用,所以關鍵還是要把酒拿出去給行家品嘗!
為了改變這種現狀,劉文飛從自身做起,努力尋找并促成國內同行在國際會議上發聲的機會。不過,與國際同行交流的前提是,要保證溝通的流暢性,于是,在日常工作中,劉文飛不但強化自己的俄語口語,同時還加強英語的學習。
機會總是眷顧有準備的人。2009年,劉文飛到耶魯大學訪學一年。這一年的經歷,后來被他寫進了《耶魯筆記》。相信劉文飛是懷揣著雄心踏上美國國土的。而這顆雄心,不是熱切成為“黃香蕉”之心,而是“特洛伊木馬”之心,或者說他本身即具有中國俄羅斯文學“銷售代表”的身份。在這一年里,他多次用英語向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等名校的同行宣講中國的俄羅斯文學譯介和研究情況;他參加多場國際會議,現身說法,向國外學者展示中國學者的魅力,并廣泛結交斯拉夫學領域的優秀學者。后來的事實證明,這一年的辛苦沒有白費,“走出去”之后,就為“引進來”提供了可能。
回國之后,劉文飛開始有意識地為國外的“金鳳凰”尋找梧桐樹。不久,機會來了:首都師范大學欲重點發展幾個“拳頭”專業,而俄國語言文學專業恰好被選為其中之一。劉文飛經與首師大領導商談,決定在該校創辦國際級的研究平臺。經過一兩年的籌劃和安排,今年4月,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暨俄羅斯普希金之家北京分部正式成立,劉文飛出任中心的首席專家。
什么事都可用三言兩語“逢兇化吉”
劉文飛平日里似乎很少為什么事煩惱,也從不抱怨什么事,總能看到事物的光明面,而忽視或者無視其不利的一面,甚至可以說,他總能從不利的事情中看到其有利因素。就如有人在他面前抱怨失眠的痛苦,他說:“那多好啊,有更多的時間來看書和寫作!庇直热,有學生抱怨普希金研究過多,寫論文不知如何下手。他建議其從普希金的小說入手,因為普希金作為一個大詩人,詩歌方面的研究肯定是多不勝數,但小說卻容易受到忽視;同時,其詩歌研究方面的一些觀點,也可以拿來用到小說上。如此,思路一轉,“研究過多”反而成了優點。
劉文飛陽光、積極向上,看上去也比實際年齡小好多歲。他視角獨特,遇到什么事都能用三言兩語“逢兇化吉”。所以,他的學生有什么事也樂于向這位“師兄”般的師父傾訴或求教。有一天,有個學生跟他說:“我父親生病住院了,姐姐又剛離了婚,我天天為他們擔心,沒辦法專心看資料、寫論文……”
“你父親有人照看嗎,住院缺錢嗎?缺的話我可以幫一些……”
“目前不缺,也有人照看,就是看到他很痛苦,我就很擔心……”
“你覺得擔心能治好父親的病,還是能幫姐姐找到幸福?如果不能,那就做些讓父親開心、讓姐姐放心的事,好好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好,他們的境況也會好轉的!痹捠沁@么說,他還是找機會幫助這位學生。平時遇到一些外事活動需要翻譯,他都向主辦方推薦她去,希望她能多賺錢補貼家里。暗地幫忙的事,他做得很多。
幫助人,既是劉文飛的習慣,也是緬懷父親的一種方式。父親曾是安徽老家一所學校的校長——現在這所學校里還矗立著他的銅像。劉文飛從小就看到父親以善巧的方式幫助一些窮苦的學生,比如替學生交學費,卻說是學校減免或獎勵的。用父親的話說,孩子都是有自尊心的,高姿態的幫助反而會傷害到他們幼小的心靈。
劉文飛對父親充滿敬愛之情,想等閑下來就帶父母四處看看。父親身體一向硬朗,而且讓劉文飛感到自豪的是,他們家族有長壽的基因——奶奶活到近百歲才駕鶴西行,姥姥一百多歲還健在。他想,即使等到退休也來得及。但世事難料,父親在70歲時不幸猝然離世。那是一場醫療事故,卻留給劉文飛永遠的遺憾——他沒有見到父親最后一面。心中突然感到空空的,劉文飛又拾起了久違的詩歌創作。在大學時期,他酷愛詩,還曾在校報上發表過自己的作品,但工作之后就擱置了,F在,想父親的時候,他就寫一寫詩,或者一個人開著車到父親的墓碑前坐一坐。談到父親的離世,劉文飛將目光投向遠方,久久沒有說話?赡転榱藦浹a這種遺憾,他一有機會就帶上母親到各地逛逛。前不久在西安開會,最后一天安排了考察活動,他避開了各種應酬,借了車,帶上母親去爬翠華山。母親害怕開車上山會錯過一些美景,他說:放心吧,我自有安排,不會讓您多走一步路,也不會錯過一個景點。
在安排事情方面,劉文飛似乎有天賦,他總能把什么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條。他應邀在各地演講、講學,出席各種會議和社會活動,接受媒體采訪和約稿,同時還要如常進行學術研究和翻譯,但從未見他有過慌張或匆忙。相反,他常常顯得很從容。他做講座總是一件件事情娓娓道來,枝干清晰,邏輯明了;他處理事情也有條不紊,主次分明。即使是突發事件,他也能不慌不忙、從容應對,就如前不久在單向空間舉行的中外作家讀者見面會上,當開場前幾分鐘,大屏幕亮起來,上面赫然寫著 “主持人:劉文飛”時,他才一臉茫然地說:“哦,原來要我主持啊,沒人通知我!”但是,賓主落座后,面對中外作家、面對翻譯、面對下面一群讀者,他很快恢復了一向的從容和淡定:介紹嘉賓、陳述活動議題、引起話題,時而漢語,時而英語,時而俄語,時而還翻譯下自己的話,就這樣,他有聲有色主持了起來,不知道的恐怕還以為他為此精心準備了兩個月呢。
不怕在權威面前出丑露怯
從容大都源于自信,而劉文飛的自信,除了源自實力,也源自其平等待人的觀念或者說平視一切的態度。在工作和生活中,他尊重每個人的看法,聽取每個人的意見和建議;遇到小孩子,他會蹲下身來,聽他(她)慢慢表達清楚自己的“觀點”。而在學術上,則更是如此。他尊敬前輩和大師,但在真理面前,他似乎屬于“吾愛吾師,但更愛真理”的亞里士多德派。據說他鼓勵自己的學生在學術會議上多發言,不要害怕在權威學者面前出丑露怯:“只要你認為有道理,都可以大聲地說出來!彼救司褪沁@樣做的——早在1984年,年僅25歲就在《外國文學研究》上發表了一篇《從一句誤讀的臺詞談起》,質疑焦菊隱先生翻譯契訶夫《櫻桃園》里的一句經典臺詞“新生活萬歲”,指出應該譯為“你好,新生活”——這是一個明顯的錯誤,而焦先生或許受時代影響而有意拔高契訶夫的“政治覺悟”。
面對西方學者,他身上也毫無國內學者時有的謙卑。如果對他們的觀點有疑問,他會有禮貌地上前“理論”一番。他對學生說:“日韓的斯拉夫學者與我們一樣,均非母語,所以無需懼怕;歐美學者,因其語言同屬印歐語系,所以有天然的優勢,但研究觀點并未見得個個正確,我們只要言之有理,也可以平視他們;俄羅斯人在研究中自然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不過,他們應該感謝咱們,花費畢生精力來研究他們國家的人,應該給咱們頒勞動模范獎才對。哈哈,那就更沒理由在他們面前自卑了!”
面對大師,他也依然能保持客觀地平視而非仰視,在普希金誕辰二百周年時,他寫了一篇《生日快樂,普希金!》的文章,像祝賀同儕一樣表示自己的祝福。在《重提托爾斯泰的出走》一文中,他對托爾斯泰的有悖常情的高蹈思想表示理解,也為托爾斯泰的妻子辯護:“從生活的角度來看,索菲婭奉獻多而索取少,是一個完美的賢妻良母!蓖瑯,普希金的妻子也沒有必要因其美貌而為普希金的決斗之死埋單。在學術研究中,他也提倡平等對待劇中人,或者說尊重每個人、設身處地了解其行為的合理性:安娜·卡列尼娜為愛出走固然可敬,但丈夫卡列寧本身并無過錯,他只是個古板的公務員,不能因為美麗可愛的安娜死了,就將仇恨投向卡列寧。
說來奇怪,劉文飛這種不仰視權威的行為反而贏得了學人的仰視。而對于我來說,他對家庭和事業的責任心、他不抱怨的性格、他治學的勤奮與嚴謹、他的嚴于律己和寬以待人、他的助人為樂,這些品質的逐一累加,讓我不由得抬高了視線,以至于多年來我一直以為他至少有一米八、九的樣子,就像我一位出版界的朋友被他的多產和譯筆精良誤導,一直以為他至少有七八十歲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