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扎耳洞到女性寫作(劉瓊)

　　寫下這幾個字，第一個想到的人居然是張中行。被稱為“燕園三老”之一的張中行是女作家楊沫的“前夫”，在楊沫的成名作《青春之歌》里“扮演”了不太光彩的地主家落后公子的原型：膽小、自私、少情趣�，F實版的張中行呢？大約在上世紀90年代，有人寫文章為其翻案，說這位北大畢業的先生文雅、忠厚、有才學，一介不折不扣的舊式君子也。有情還是無情，一個人在另一個人的眼里差異如許巨大。楊沫筆下了無好處的張中行，寫過一系列關于婦女的文章并輯集出版，書名即《關于婦女》。這本書曾是我的書架的座上賓。薄薄的小冊子，在婦女的德容、才具、見聞中談婦女的政治，風雅、風趣，是上世紀前葉文人隨筆的風味——識見繞是豐厚�？上�，男女之情非識見豐厚者就可擁有，善于紙上談兵的先生，臨到末了，也未能讓那個倔犟的女子瞧上一眼。當然，《青春之歌》幾乎也成了楊沫作為作家的絕響。

　　楊沫和張中行的關系，讓我想到了另一個同時代的女作家蕭紅。蕭紅在她著名的自傳散文集 《商市街》里，寫自己從呼蘭逃婚后又折回“被逃婚”的未婚夫身邊并在哈爾濱的小旅館同居，懷孕后遭其遺棄，險被旅館老板賣到妓院，是蕭軍的原型三郎俠客般出現，將自己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這才有了后來的“二蕭”故事。這一位“被逃婚”的未婚夫叫汪恩甲，在女作家的文字里影影綽綽，惡習，絕情，無良，等等，這是我們從極為感性的文字獲得的形象。蕭紅生過的一個孩子，孩子的父親也是這位前未婚夫。孩子后來送了人�？陀^上，可不可以說，沒有逃婚和遺棄，就沒有現代文學史上的蕭紅和《生死場》？這個“汪恩甲”在蕭紅的現實人生和文學人生里，應該都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人名。

　　逃婚，失愛，孤獨，病癥，等等，丁玲、石評梅、黃盧隱、蘇青，還可以列出一長串名字，現代文學史上這些女作家的早期作品幾乎都共有這些元素，另一個共性，是她們的早期寫作基本都帶自傳色彩。又豈止中國現代文學，小說最早出現在歐洲中產階級太太的客廳，小說寫作首先被婦女熱愛，成為消遣、宣泄、移情的工具，承載著對女性主體人生的修補以及呈現作用。所以，從古希臘女詩人薩福開始，到簡·奧斯丁，到弗吉利亞·沃爾夫，以至凌叔華和陳西瀅的客廳、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客廳、冰心和吳文藻的客廳，寫作在女性生活中扮演著抒情和自白的角色，是愛和示愛，是補充不足人生的營養品。我們也知道了，寫作的可持續性和成就感的完成，有賴于兩個基本元素：人和空間。人，包括女作家和她的粉絲、支持者、同道者；空間，以客廳為名的各種容納信息、交換話語的平臺。人和空間兼備，寫作和傳播的內循環就基本完成了。

　　從傳播的角度，我傾向于認為，女作家理應比男作家更容易出人頭地才是。畢竟，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男權占主導地位，已在政治社會生活中掌握話語權的男性，出于對女性的謙讓、同情和愛好，愿意為女性的文藝創作擊賞買單者自然很多。但是，且住，正是出于男性對女性的愛好，女作家被賞析的標準顯然不純粹，往往是“才”之外的“情”“德”“容”大于“才”，所以中國古人寫理想女性，必以“才貌雙全”為標準，蔡文姬、李清照無不如是，退一步，假使才貌不能兩全，那就寧愿貌大于才，比如薛濤、衛夫人這一類型，多么有才華沒看出來，之所以成為一時之才女，想來想去，可能是美貌在前。既有美貌，又不乏一些才華，可不就成為天下男人向往的神仙眷侶嗎？

　　男性寫作可就沒有這么多優勢了�！澳胁排�貌”，男要有才，方有出息。于是，眾多的男作家，從托爾斯泰到海明威、馬爾克斯，必須為政治、歷史、人生寫作。從整個文學史來看，主題或題材決定寫作價值是客觀必然。為歷史寫作的人，也成了文學歷史的大人物。書寫嘈嘈切切人生的女作家們往往只能忝列二路、三路角色。

　　對才的輕慢，降低女性對寫作本體的追求，不能不懷疑這是一個男性集體陰謀。男女寫作的事實成果可以證明這一點。但是，文學本身是多汁的蜜桃，女性寫作供應的是那股蜜甜的滋味。沒有女性寫作，這部文學史就不是文學，而且我們也樂意看到女作家生動、感性、真切的文字。故此，我也特別能理解，為什么夏志清寫《中國現代小說史》時把蕭紅和張愛玲重新“打撈”出來，那么多學者給予喝彩。前兩年，看到一輩子生活在小鎮上的愛麗絲·門羅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不知為什么，比莫言獲獎更讓我高興——它讓我看到寫作本身自由自在的價值。

　　第二個想到的人當然是我的同鄉胡適胡博士。胡適家里有個小腳女人叫江冬秀，特別厲害，大字不識一個，不僅打敗了胡博士的青春女伴，而且打敗了胡博士的紅顏知己。胡適本人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儒雅、英俊、洋派，傳說中的男神不過如此，所以當其時也有許多女子為其傾倒。那位解放后做了安徽大學教授的曹女士為胡公子傷神一生，死后還將遺骸埋在公子回家必經的路上。這樣的癡情，于今尚有否？設想，如果胡適的性別換作一女性，有這么跌宕的經歷，應該會寫出很多愛而不得不放棄的繾綣文字吧。胡適的《兩只蝴蝶》，是不是愛情詩，還沒有定論。所以，胡適終是理性占上風的理論家，而不是激情四射的詩人、小說家。

　　以上說的這些，跟扎耳洞有什么關系？好了，到此應該寫點正題了。

　　扎耳洞，很長時間以來都是女子專屬，看各國各種考古實物，身為男性帶耳環者我還真沒發現�！把�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珰”，可見，無論怎樣好強的女子——那些認為自己天生是男性的女子另當別論，說來說去，對于性別自身的審美是本能，也是本事。有性別審美的本能，且延展至男性、社會等等其他層面，且有本事把它們進行審美化的表達，就成為女性寫作了。

　　至于為什么要扎耳洞，今天的人可能只為“審美”，但起初應非如此，即如音樂舞蹈的最初發生，精神上的祈福要大于審美一樣。在今天的一些部落，耳環還是靈魂和精神的符號。不太清楚為什么是耳環而不是臂環或其他，但想來，一是耳朵上的細小神經少，戴上耳環少風險、少痛苦；二是耳朵與聽力有關，先聰后明，靈魂和精神從聽這個感覺起步。因此，寺廟里的佛像，耳朵都較厚大。尋常老百姓評論人有無福相，一個重要的標準是耳朵的大小厚薄。耳朵和耳洞之被重視由此可見。不僅中國古代女性從小要扎耳洞，我們言必稱“西”的西方職業婦女，正式場合的裝束之一也是穿裙裝戴耳環。不僅如此，夜店里的朋克耳朵上已經扎出了五六個洞，當然，一只耳朵上扎洞成時尚，而男子扎耳洞早已不是新鮮事了。中國今天的婦女，從拋棄性別修飾，到性別美感的轟然覺醒，我認為是巨大進步。男女自來有別，男有男才，女有女貌，大道法乎自然。至于女性寫作，也如此。女性寫作的初心，身為女子者沒有忘記吧？

　　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特約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