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煙塵》中的抗戰畫卷(林英爽　鄭凱歌)

　　二戰的硝煙已消散70余年，藍天白云盡現在祖國美麗的天空。然而，中國抗日軍民與日寇浴血奮戰的場景卻依然時時呈現在人們眼前，那英勇不屈、頑強奮戰的精神更是感染激勵著子孫后代，那種在鐵蹄、刺刀下的苦難生活也在時時警醒著人們不要忘記過去。對抗戰那段難忘歲月的回顧產生出不少文藝作品，父親柳杞創作的長篇小說《長城煙塵》就是其中之一。

　　1920年10月，父親出生于山東郯城的一個農民家庭。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父親和其他9位同學一起告別了臨沂第三師范校園，輾轉流亡到武當山下，徒步穿越秦嶺到達陜北。1938年的8月初，在陜北公學校本部加入革命隊伍。1939年1月1日，陜北公學結業后，父親毅然報名奔赴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在河北省平山縣李家岸晉察冀軍區政治部駐地，政治部主任舒同找他談話，問他喜歡做什么工作。父親回答：“我是學生，從未工作過，聽從分配�！彼�被分配到宣傳部下屬的編輯科，編輯軍區機關報《抗敵報》。編輯科成員有王龍文、丘崗、徐逸人、張守平和魏巍。在編輯科工作數月，他一再要求上前線，于是在當年桃李盛開的一天，在北石家佐，他和魏巍、瞿世俊一道被分配到駐守在易縣狼牙山下的第一團。這個團連級以上干部百分之九十都是長征過來的，戰斗力很強。就在當年的夏天和冬天，他們參加了大龍華、雁宿崖和黃土嶺殲滅戰。

　　1958年11月，父親和劉佳、魏巍、胡可、杜烽、劉伍等作家參加了部隊的一個創作會議。作為殲滅日軍“名將之花”阿部規秀黃土嶺之戰的親歷者，全面反映黃土嶺之役的創作任務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父親的頭上。

　　父親的創作源于生活，又具有豐富的戰爭生活積累和感情體驗，即使在戎馬倥傯的戰爭生活中也堅持讀書和寫作，用鐵飯盒保護著他的日記。1938年9月至1939年4月，他先后在《大公報》發表了《山流》《陪都的人們》，之后在《晉察冀畫報》發表了《東線大門內，風雷四十里》，在《晉察冀日報》發表了《女爆破手隰志華》等作品。殘酷的戰斗生活體驗和文學創作的銖積寸累，都為他后來創作《長城煙塵》打下了厚實的基礎。為了真實、藝術地再現那段戰爭生活，理清戰役的來龍去脈和當年的許多具體場景，會議以后，他并未憑借過去的積淀草率下筆，而是進行了大量艱苦細致的采訪。

　　大雪封山前，他和助手騎著毛驢翻山越嶺進入當年的戰場。上下臺山莊是進入雁宿崖、黃土嶺的必經之道，當年八路軍的電話情報站就設在這里。父親在上下臺山莊當年的民兵中隊長李發家中烤火做客；在內長城的關塞白石口采訪了世居老人吳炳章、農民賈孟青；在黃土嶺的農民梁慶云家中話當年；在淶源城探訪了當年在“饅酒館”備受凌辱的兩位女性；見到了已準備執行死刑的日軍翻譯高志潔，他供認，“戰斗持續到下午四點半左右，阿部帶領軍官們在河漕東岸的一所獨立家院中開會，研究戰法，觀察八路軍陣地。就在這時，從八路軍山頭陣地上射來多發迫擊炮彈，第四發的彈片擊中了阿部的小腹。四小時后阿部死去，參謀長和其他軍官也死的死傷的傷”。

　　小說創作對日本侵略軍的高級將領又該怎樣刻畫描寫呢？1958年12月，父親趕到張家口，請當地統戰部門邀請有關人士座談日軍情況。在公安部王昭副部長的介紹下，在呼和浩特的監獄里見到了當年偽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主席多木楚克，以及偽蒙軍總司令李守信。他們的介紹為了解日軍將級軍官的種種習性提供了幫助。

　　在進行了大量的第一手采訪后，父親在1959年初返京，查閱了敵我雙方的有關資料，又訪問了黃土嶺之役有關的我軍各級指揮員，在對所有的創作素材進行了精心梳理后才開始小說的構思和寫作。在寫作過程中，他大量啟用抗日戰爭的生活積累。當年和他生活在一起的那些抗日軍人形象閃現在他的眼前，鼓勵他再現好這場令中華民族揚眉吐氣的戰斗……父親努力避免把對敵仇恨浮在詞句的表面上，而是隱藏在情節和人物的行動背后。他深感到只有寫出日本帝國主義的兇殘和其他方面的全貌，才能夠充分顯示出我軍是真正的英雄。正因如此，他不僅寫了辻村大佐和阿部規秀中將等人的兇狠和滅亡，也寫了他們的生活、內心情感……從多側面刻畫了日軍高級軍官和漢奸的性格特點而沒落入窠臼。小說在1962年出版后，當即使人耳目一新，獲得好評。

　　父親柳杞為人勤于思考、豁達樂觀，工作嚴謹。2010年7月他臥病在床，仍用頑強的精神和毅力與疾病作斗爭，今年2月離我們遠去，享年95歲。

　　前事之不遠，后事之元龜。為了后輩的福祉，我們應服膺過去，展望未來。欣聞《長城煙塵》一書入選中宣部和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百種經典抗戰圖書”，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再版，使之得以再饗讀者，父親若泉下有知，必足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