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對話生與死(王煒)

尋找永恒的人

(代自傳)

　　我一直在尋找一種體裁，它將最適合我的世界觀，傳達我的耳朵如何傾聽、眼睛如何看待生命。我嘗試這，嘗試那，最后選擇一種體裁，在這種體裁里，人類的聲音自己說話。在我的著作中，真實的人講述時代的主要事件，例如戰爭、切爾諾貝利災難，以及一個龐大帝國的崩潰。他們一起用口頭語言記錄國家的歷史，他們共同的歷史，又講述各自的人生故事。今天，當人和世界都變得如此多面和多樣，藝術中的文件也變得愈來愈令人感興趣，而藝術本身則常常變得無能。文件使我們更貼近現實，因為它捕捉并保存原原本本的東西。在與紀錄性材料打了二十年交道，以及根據這些材料寫了五本書之后，我宣布，藝術不能理解很多關于人的事情。

　　但我不只是記錄事件和事實的枯燥歷史，而是在寫一部人類情感的歷史。人們在事件過程中所想的，所理解的，所記憶的。他們相信和不信的，他們經歷的幻覺、希望和恐懼。不管怎樣，如此眾多的真實細節，是不可能憑空想象或發明的。我們很快就忘記十年前或二十年前或五十年前我們是什么樣子的。有時候，我們對我們的過去感到羞恥，于是拒絕相信實際上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藝術也許會說謊，但文件絕不說謊，盡管文件也許是某個人的意志和激情的產物。我的著作，是用我們生命中和存在中數千種聲音、命運、碎片構成的。我每一本書都花三四年時間寫。每寫一本書，我都要接觸五百至七百個人，并記錄我與他們的談話。我的編年史覆蓋幾代人。它從那些目擊1917年革命的人的回憶開始，貫穿歷次戰爭和斯大林主義的古拉格，一直到當今時代。這是一個蘇俄靈魂的歷史。

　　——斯韋特蘭娜·阿列克西耶維奇

永恒的對話生與死

——斯韋特蘭娜·阿列克西耶維奇的寫作與探索

　　王 煒

　　對面是灰色的墻壁，斜對面也是。有的墻壁上面留著斑駁曖昧的色彩。這些和從前的任何時候都一樣，不會改變，似乎在將來也不會有任何改變。她站在那里，看著窗戶外面，感覺瑟瑟發抖。春寒料峭，夏季姍姍來遲，不久就是飄雪的季節。

　　生活是停滯的，無法退回去，也無法向前移動，看不到一點移動的跡象，這對于斯韋特蘭娜·阿列克西耶維奇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感覺了。不僅她有的這種感覺，她熟悉的所有人，特別是對那些想要有所改變的人來說，都會被這種停滯擱淺的感覺所困擾。

　　她的作品總會讓一些人難堪，甚至不爽，這給她帶來很多麻煩。即使到了后蘇維埃時代，這種麻煩并沒有減少，好多人只是改換了蘇聯時期的行頭，重新擁有從來就沒有失去的權勢，這些人在骨子里的底色全是蘇聯時期的。他們對引起他們不爽的人與事的態度決絕而激烈，對斯韋特蘭娜的作品充滿敵意。因此，她能夠感受到的不僅是那種擱淺與停滯，還有來自人為的那種抵制與幸災樂禍。從她的第一部作品開始，她就對彌漫蘇聯社會的這種停滯以及對人與人之間的這種敵意刻骨銘心了。1983年是她生活的分水嶺，她寫出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她的生活發生了改變，再也不能返到原來的狀態。她原來的身份是新聞記者，而現在她再也不愿意回歸那種奉命寫作的職業生涯�！段沂桥�兵，也是女人》(The Unwomanly Face of the War)帶 給她的不是喜悅與成就感，而是來自高層的指控：作者采用自然主義的非英雄主義的方式去寫作戰爭時期的蘇聯女性；在基本觀點和價值層次上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白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根據這個指控下達命令禁止出版。這部書的樣書一直沉睡在出版社的倉庫里面，未來的命運懸而未決。轉機在兩年后才出現，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總書記，著手政治改革，出版開始解禁，斯威特蘭娜的書于1985年在莫斯科和明斯克同時出版。同年，她的第二本書《最后的目擊者》(一種中文版翻譯的書名叫《我還是想你，媽媽》)(The Last Witnesses) 也開始出版。這部書也遭受第一部書的命運，但是，這部桀驁不馴的書竟然以復印件的方式悄然流行不脛而走。

　　沒有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以及由此而來的對審查制度的逐漸拋棄，斯韋特蘭娜的命運和她的作品一樣，都是懸而未決的。即使如此，蘇聯社會仍然充滿不可知與難以預測的危險。1989年，她的第三部書《鋅皮娃娃兵》(The Boys in Zinc) 出版。由于在寫作角度與敘事側重上的選擇，讓這部書不僅充滿反戰色彩，也充滿對官方撒謊成性與殘暴的反思，激怒了許多人，甚至普通人。俄羅斯人從來不習慣以非英雄主義的方式反思戰爭，或者以人道主義的方式批判戰爭過程中的罪惡與愚蠢。正因為這樣，即使到了1992年，明斯克高級法院仍然接受白俄羅斯共產黨對斯韋特蘭娜·阿列克西耶維奇的指控，并且進入訴訟程序。作家對現實的質疑與思考，特別是不妥協的批評姿態，與完整地保留了蘇聯政治運作方式的白俄羅斯政府形成持續緊張，導致斯韋特蘭娜遠走他鄉，走上流亡作家的道路。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描寫二戰時期的蘇聯女性，作者用口述歷史的方式，讓被采訪者用第一人稱的方式講述戰爭，講述戰爭過程之中自己的感覺與經歷，痛苦與喪失，從而形成關于戰爭的微觀的歷史經驗。在這些生動而感性的講述中，戰爭是沒有意義的，戰爭給生命帶來的只是災難，戰爭與宣傳中的英雄主義根本不搭界，人們的命運在戰爭的舞臺上更加卑微，更加渺小。女人在戰爭時期失去的不僅是親人，青春，還有女人味，這些都很恐怖。最恐怖的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戰爭抽取了生命的意義與依據，讓幸存者永遠處于戰爭后遺癥的夢魘之中，讓活著比死亡更加難受。

　　如果說第一部書采用的全部是女性的視角，《最后的目擊者》采用的則是兒童的視角。正像戰爭讓女人失去女人味一樣，戰爭也讓孩子失去所有的孩子氣與可愛的率真。在這部作品之中，作者讓一百個經過戰爭的孩子去講述戰爭。他們完整地經歷了殘酷的二戰，而作為幸存者卻找不到戰后的快樂，他們不知道自己究竟失去了什么。親人與朋友的死亡是一種可以看到的失去，還有就是看不到的，甚至沒有命名的失去，那可能就是與純真相關的兒童本質的喪失。幸存的孩子們在身體上還是孩子，但是他們要用自己單薄的小身體去面對不可知的沒有保護的未來，就像他們曾經用單薄的小身體去面對炮火的轟鳴，凝望無處不在的死神。

　　控訴、懷疑、哭泣，都很微弱。在喧囂的炮火中，在鋪天蓋地的英雄主義的宣傳之中，這些微弱的蜷縮在角落里面的聲音總是被淹沒，然后被遺忘掉。作者就用這種第一人稱的方式把這些微弱發掘出來，就像把一些微弱的燭光點燃，讓這些搖曳飄忽的光線越來越大，穿透歷史與遺忘的迷霧，讓更多的人去看到這些光影。

　　戰爭總是與謊言聯系在一起，與讓人們視而不見的罪惡聯系在一起。在反思長達十年的蘇聯入侵阿富汗戰爭的《鋅皮娃娃兵》一書之中，作者通過對基層士兵的采訪，讓我們不僅看到戰爭的殘酷，也看到制造這場戰爭的高層政策的愚蠢、殘暴與麻木不仁。許多稚氣未脫的娃娃兵在根本沒有戰斗能力的情況下就被推到戰場，成為活靶子。這些娃娃兵還沒有準備好怎么樣生活，更沒有準備好怎么去面對死亡，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死去的娃娃兵只能數量有限地裝在單薄的鋅皮棺材里運回去，沒有歡迎儀式，沒有紀念碑，甚至不讓談論；而大部分死去的戰士只能被丟棄在中亞的荒野之中。這部書擁有犀利的批判，鋒芒直指蘇聯最高層的戰爭政策、指揮，以及后勤補給，特別是官方宣傳時對年輕戰士死亡的回避與漠視。這部書的深度與震撼效果遠遠超過前兩部書。她去阿富汗實地考察當時的戰場，以及士兵捐軀的地方。這種考察給她帶來的強烈震撼，讓她的思考超越有限的故事與經驗，從更為宏觀的角度思考俄羅斯歷史，特別是透過俄羅斯的歷史去思考人類的未來。

　　到她的《我不知道該說什么，關于死亡還是愛情：來自切爾諾貝利的聲音》(The Cher? nobyl Prayer， 1997)的出版，之前著作中出現的思考得到集中明晰的表述。這部描寫切爾諾貝利核災難的書重點是放在災難之后的生活，放在人們如何面對和適應這種“新的現實”。在切爾諾貝利之后，人們獲得了不少關于核能與核災難的知識，而這些知識對于全人類都有意義。斯韋特蘭娜說：“如果回顧我們的整個歷史，就會發現不論是蘇維埃時期，還是后蘇維埃時期，都是一個巨大的墳墓與血路。這個歷史是劊子手與受難者的永恒對話�？稍{咒的俄羅斯問題總是：怎么辦？應該譴責誰？革命、古拉格群島、二戰、不讓人民知情的阿富汗戰爭、龐大帝國的崩潰、社會主義烏托邦的崩潰，現在又是對宇宙維度的挑戰：切爾諾貝利。這是對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挑戰。這就是我們的歷史。這就是我的所有著作的主題，我的道路，我在人生地獄的輪回，從人到人�！�

　　雖然斯韋特蘭娜喜歡從女性第一人稱的角度去寫作，但是她不是一個通常意義的女性作家，她的主題不是女性的身體，而是歷史，特別是歷史與弱小者的關系，或者說歷史如何作用于女人與孩子，在女人與孩子身上發生怎樣的反彈與記憶。另外，她的敘事讓事件直接進入故事的核心，就像生活中常常發生的那樣：在人們沒有任何思想準備的前提下就得面對一些巨大的無法規避的歷史事件。所有的慣常的生活邏輯都被打斷了，所有的慣常的思路與情緒也被突如其來的歷史事件截斷，人們赤裸裸地面對更加露骨的現實，手足無措，茫然無助。這些都讓她的作品擁有很強勁的史詩品格。

　　在她那里，口述歷史仍然是文學，仍然是小說，口述只是一種寫作策略或者角度，是為了用第一人稱的方式重新建構與個體相關的更為直觀的歷史經驗。她說這是一種混合文類，也就是虛構與非虛構的糅合。她選擇這種文體是基于她的文學信念：現實比小說更加具有迷人的魅力。而這個信念的淵源是列夫·托爾斯泰。托爾斯泰說：現實已經足夠神秘足夠精彩了，作家不需要發明現實，只需要跟著現實往前走。斯韋特蘭娜認為現實就是謎語，寫作是一個猜謎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本身就足夠讓人迷戀。她的寫作不僅跨越了虛構與非虛構的界限，也跨越了現實與藝術的界限，這是俄羅斯文學的一個默認的傳統。

　　她不是一個享譽世界的作家，但是在一些特殊的對歷史有感覺的人那里，她受到持久而深入的關注。在歷史有可能重新墮入曾經的危險的情況下，她的寫作就是一種先知般的預言與警示。歷史有驚人的相似，其實不是一個正面的命題，相似性掩蓋著一些人為的災難與巧言令色的陷阱。換句話來說，歷史的相似性是可以制造出來的。她的書被翻譯成19種文字，拍成戲劇，電影，有的拍成紀錄片。她多次獲得歐洲的純文學獎。2015年10月8日，她獲得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瑞典皇家學院在授獎詞中這樣說她：“她的多聲部的寫作，成為我們時代苦難與勇氣的紀念碑�！边@個評語樸素而微言大義。

　　(作者系山西大學文學院西方文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