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的文學與宗教(王鼎鈞)

　　今年10月10日是林語堂博士誕生120周年紀念日，這里那里都有文章談論他的作品和宗教信仰，給了我一個話題。

　　林先生從1932年起提倡“閑適幽默”，給中國文壇很大的影響�？箲饡r期我讀《生活的藝術》，后來讀《吾土與吾民》，很傾慕他跌宕不羈的文氣與消解線裝書的手法。但是他對臺灣文學的發展好像沒起什么作用，他的小說，他用中文寫的專欄，都看不出產生了多么大的影響。他1960年第一次回臺灣居住，正值現代主義的文學思潮涌入，他1966年第二次回臺灣居住，看到鄉土文學興起，這兩件大事跟他也沒有什么關系。

　　我想林氏在臺北有一大貢獻，他加深了世界各國對臺灣文學的印象，他的工作平臺是國際筆會臺灣分會，這個組織透過文學活動，使世界各國的政府和人民認識臺灣。林語堂是國際上有名的文學家——記得1978年我參加一個訪問團，行程中有中南美洲之游，秘魯當地一個人對我們說，他只知道兩個中國人，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林語堂。由他來掛帥推動文學走向世界很有成效，可也正因為如此，臺灣境內的作家和他更隔了一層。

　　在臺灣那些年，林氏有些言論破俗立異，令年輕人惶惑。例如他提出一個口號：“青年往左邊去！”他說“左”代表進步，我們應該當仁不讓，以“左”自居。他的話嚇了大家一跳，因為百年來約定俗成，“左”關乎政治傾向。他強調寫文章沒有方法，只是意到筆隨、行云流水，他嘲笑施耐庵，批《水滸》，這里是伏筆，那里也是伏筆，一伏二伏三伏。我想，任何事都有方法，呼風喚雨都有方法，沒有方法如何學習？

　　林氏在基督徒的家庭中出生，游走于各種人生哲學之間，晚年受洗皈主，牧師說，林語堂一生并未離開基督。我想，林大師這個人，你怎么看也不像耶穌或保羅，他是魏晉名士加上英國紳士，英國紳士拘謹，他比較能“放”，魏晉名士狂誕，他比較能“收”，分寸恰到好處。他也因此沒有草根性，他對人生的態度可以從下面一段話中尋繹，他說他愛山：“……我常常站著遙望那些山坡灰藍色的變幻，及白云在山頂上奇怪的任意的漫游，感到迷惑和驚奇。它使人藐視那些矮山及一切人所造的虛偽而渺小的東西……你生在那些山間，你心里不知不覺評判什么都以山為標準……你當然覺得摩天大樓都可笑，都細小得微不足道，人，商業，政治，金錢等等，無不如此�！�

　　五岳歸來的境界，只是藐視一切低矮的東西？作家的率真誠然可貴，可是如此胸懷距離“基督的樣式”太遠了！他也沒有“山從人面起”那樣純美，沒有“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那樣謙卑，沒有“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那樣悲憫。尤其是缺少最后這一種態度，因而鄉土文學作家對他很有意見，說他“看見有人上吊，還以為那人是在打秋千”。我記得臺灣有一首現代詩贊賞海上漁火，立即有人責備那作者忘了漁民在海上作業是多么辛苦，多么危險。依照這個說法，“江楓漁火對愁眠”的時候，遠遠應該傳來《漁光曲》，唱“捕魚人兒世世窮”，不該是寒山寺的鐘聲。

　　我想，臺灣鄉土文學和現代文學的磨擦，恐怕是兩種審美態度分歧。今天才發覺，那一陣臺風也掃到林語堂。

　　多年以來，林語堂博士和弘一大師兩人的名字在我心中并存，有人提到其中一個，我立即想到另外一個，他們都帶著現世的盛名皈依宗教，都在世俗眼中給宗教增值加分，也都在不求甚解的大眾心中留下一則傳奇。今讀《安身立命》一書，李淑珍教授以76頁的篇幅討論了弘一大師，以69頁的篇幅討論了林語堂，檢視知識分子在動蕩不安的年代曲折的心路，我更發現這兩位名人有許多近似的地方。

　　后學數中國近代文學人物，也把林語堂尊為大師�？箲饡r期我們讀他的書，在逼迫熱辣的現實中獨得片刻清涼，留下很好的回憶，有人責備他不顧民生疾苦，我們也沒放在心上，并不是每一個作家都得寫“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他的修辭個人風格強烈，往往出人意表，我們這些一面查字典一面寫作文的青年，在規矩方圓之外窺見行云流水，為之欣然。有人批評他的散文其實是雜文，原來雜文還有此一格，很好，中國文學在魯迅的烈日蒸烤之外，多一樹閑適的濃蔭。

　　至于“安身立命”，我讀他的書，后來也有機會近距離觀察他的生活，他在基督教的家庭中生長，入教會大學讀書，后來從基督教出走，走筆行文對宗教、對政治上的集體主義常加譏誚，好像他自己從來沒有這個需要。他最后受洗皈主，我只能去猜測其理由。

　　現在讀了《安身立命》的分析探索，我才看見一個立體的、完整的、鮮活的林語堂，在“深刻機敏，優美雍容”之外，在“淡泊高潔，坦率真誠”之外，還有一個幽微的內心世界。林博士也像弘一大師那樣，隨著俗世聲名提升，個性和環境的碰撞增強，內心的壓力也加大。他從基督教出走，一度左傾，長期遁入道家，隨緣游離愛國主義和文化的保守主義，最后，他和弘一大師都向現實世界之外尋求承擔。

　　林語堂對基督教入而復出、出而復入，社會大眾不免好奇，《安身立命》對這個問題有完整的答案。中國教徒為什么“改宗”，書中列舉，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說有兩個原因，研究中美關系的學者瓦格說有五個原因，美國史學家柯保安也有他自己的見解。我不做學問，喜歡簡化，發現眾說之中都含有一個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制約。想當初林博士得風氣之先，歐美白人信心滿滿要同化世界，此時的基督教也想以一本《舊約》代替各國的歷史，林語堂進入大學，讀書漸多，發現自己受到蒙蔽，傷害了他的民族自尊。

　　他為什么又回歸童年的信仰呢？傳道人當然以“浪子回頭”來彰顯基督教的優越，但是浪子并未回頭，只是回家，這是我的家，我要回來，“如果上帝能愛我，像我的母親愛我一半那樣，他一定不會把我送進地獄”。他不相信原罪，不相信救贖，不相信肉身復活進入永生，照樣受洗成為正式教徒，這也是現代基督教的美談。林大師為什么這個也不信，那個也不信？我覺得這里面也有儒家的制約，當年孔孟之徒把原罪解釋為遺傳，他們不能忍受這遺傳的源頭來自猶太人。林氏駁斥肉身復活，認為“貢獻所能，冀求種族不朽，事功不朽，豈不勝于追求個人肉身不朽”，更是義正辭嚴的儒家口吻。

　　林博士有沒有在基督里面找到安身立命之道呢？恐怕沒有，我覺得他受洗也不是為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而來，他是作家，他對天下后世的抱負是，他的作品繼續散發檀香和白蘭地混合的氣味，并繚繞千秋。

　　(作者為著名作家，早年定居于臺灣，后移居美國)